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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論壇(2008)主旨報告】王緝思:當代世界政治發展趨勢與中國的全球角色
    2012-07-03 | @ 北京論壇秘書處 | 北京論壇秘書處 | 點擊數 

    王緝思: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院長、教授

    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同世界經濟與政治的聯系越來越密切。今天,要對世界政治發展趨勢做出判斷,離不開對中國實力及其在全球事務中所扮演的角色做出評估;同時,要判斷中國的發展方向,也必須研究中國所處的國際環境,研究世界政治的走向和格局的變化。我想分四個方面,對當前世界政治的特點、發展趨勢和中國在全球事務中所起的作用,提出個人的一些分析和思考。

    當前世界政治的第一個特點,是經濟全球化的負面影響日益顯現,非傳統安全問題與發展不平衡現象日益突出。

    冷戰結束后,經濟全球化加速發展。它促進了許多國家和地區的發展繁榮、技術進步、信息溝通、人員流動,增加了政府透明度。各國之間的經濟合作降低了戰爭的危險,提高了政治沖突的門檻。但是,全球化的負面影響,近年來表現得越來越明顯。伴隨經濟增長和物質財富的增加出現的是:能源和其他自然資源的超高消耗、對地球生態環境的破壞、財富的集中及貧富差距的擴大,以及資本與人力資源加速流通所帶來的更為復雜的社會矛盾。金融動蕩、糧食短缺、能源緊張、環境污染、氣候變化、非法移民、跨境犯罪、恐怖活動、傳染疾病、產品安全等等諸多非傳統安全問題,已經成為世界政治的中心議題。

    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此次全球金融風暴,暴露了在缺乏有效、嚴格的國內監管機制和國際協調機制的情況下,經濟全球化所造成的嚴重弊端。這場危機雖然發生在金融和經濟領域,但是必然會蔓延到政治和其他領域,帶來收益分配方面的更大失衡,激化一些國家的社會矛盾。

    全球經濟、社會發展的不平衡,使非傳統安全問題同以領土主權為核心的傳統安全問題交織在一起,對各國的社會穩定造成沖擊,增加了國際政治中的沖突因素。例如,人們開始擔心,能源、糧食、水資源的緊缺,將使一度趨于緩解的領土爭奪死灰復燃。一些研究結果表明,冷戰后世界上的武裝沖突集中在社會和經濟發展相對滯后的撒哈拉以南非洲、中東、南亞、東南亞等地區,其中絕大多數為國內沖突,而國內沖突又經常引發國際沖突和地區動蕩。當前的世界金融危機一旦危及實體經濟,引發經濟衰退,原有的沖突和動亂將會加劇。

    中國改革開放的30年,是中國經濟逐步融入全球經濟的30年。中國既同其他國家分享了經濟全球化的巨大成果,也同許多國家一樣,正在遭遇全球化的負面效應,面臨非傳統安全問題的嚴重挑戰。僅在2008年,就出現了南方寒冬雨雪、汶川地震等嚴重的自然災害和一些涉及食品安全、生產安全的事故。國際石油價格的大起大落、西方金融風暴等國際因素,也對中國經濟造成沖擊。歸納起來,在中國的發展道路上,至少面臨四大挑戰:一是物質資源特別是能源和水資源短缺;二是生態環境惡化;三是國內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貧富差距、地區差距、城鄉差距拉大;四是可能出現的大規模自然災害或傳染病。

    面對這些挑戰,中國政府提出了科學發展觀與促進社會和諧的指導思想,要求轉變增長方式,擴大內需,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處理好經濟建設、人口增長與資源利用、生態環境保護的關系,健全民主與法治,推動整個社會走上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只有走這樣一條發展道路,才能妥善應對各類非傳統安全問題,讓中國的快速發展具有可持續性和安全性。

    過去,中國在促進世界經濟增長和消除貧困方面所作的突出貢獻有目共睹。新的挑戰需要中國扮演新的全球角色,這就是走出一條基于國情的可持續發展道路,不僅要成為全球經濟的一個火車頭,還要為保護人類的共同資源做出更大貢獻。這條道路,決定了中國不能搞軍事擴張,同時要將與外部世界的經濟摩擦和資源獲取方面的競爭,控制在最低限度。這條道路,還決定了中國既要自主創新,加大對科學技術和教育的投入,也要積極發展國際合作。其中當務之急,是加強在金融穩定、節能減排、環境保護方面的國際合作。

    當前世界政治的第二個特點,是全球范圍的宗教勢力和形形色色的民族主義正在復蘇。

    冷戰結束意味著兩大意識形態對抗的終結。但是人類歷史從來都充滿著思想激蕩。人們在全球化帶來的復雜矛盾中,依靠和尋找著精神依托以及對群體的歸屬感。于是,在傳統宗教的復蘇中,一部分宗教勢力復歸到所謂“原教旨主義”,并得到部分群體的擁戴;而恰恰當這些群體是自認為處于弱勢的民族時,民族問題與宗教問題就相互糾纏在一起,產生一些國家內部民族分裂的傾向,并往往受到國際勢力的干預。

    對于國家意識、宗教意識、民族主義來說,全球化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在全球化進程中,國家主權受到沖擊,人口和信息的跨國界流動加快,各國的相互了解加深;另一方面,社會的對外開放使人們更加意識到“我們”和“他們”的差別,增加了許多人對本國、本教派、本民族的認同感,使他們更加有意識地維護自己的傳統文化、習俗和價值觀,抵制外來影響。值得注意的是,全球經濟發展放緩加劇了社會發展失衡,經濟民族主義明顯上升,表現為強烈的貿易保護主義,以及對國際資本流動的警惕和抵制。

    雖然宗教和民族主義都有某些增強社會凝聚力的作用,但也可能被引導到破壞和平、穩定、繁榮的方向上去,造成不同宗教、教派、民族之間的隔閡甚至仇恨。

    作為文明古國,中國一向關注世界范圍的思想激蕩與文化發展趨勢。中國的對外開放,不僅包括經濟開放,也包括對世界各個文明和各種民族文化的思想開放,從世界文明中吸取精華。中華文明本身就融合了不同的文化、宗教和民族特色,因此而豐富多彩。中國人提倡文明和文化之間的相互交融,不主張相互隔絕、仇視或民族分裂,更反對用暴力方式解決宗教、教派、民族、國家之間的矛盾。中國可以而且應當扮演的角色,是在不同文明和文化之間起到橋梁的作用,促進世界的和諧。

    毫無疑問,中國在加強本國文化建設的同時,希望擴大自己對外的文化影響和“軟實力”。在很大程度上,加強國家文化軟實力的過程,就是將本國、本民族最珍貴的文化傳統,同其他國家和民族分享,并使之成為人類普世價值體系一部分的過程。其實,中國所推崇的和諧思想,在世界其他文明和宗教中也都有所體現,只是理解和表述方式不同而已。加強中國的文化軟實力,并不意味著要削弱其他國家的軟實力。中國人可以而且應當做的,首先是建設國內和諧社會,促進民族和宗教群體之間的相互包容。同時,還要同在社會制度和價值觀方面有差異的國家擴大共識,增加相互理解。中國的經濟開放與文化開放同時并舉,中華文明就能在各個文明相互融合的歷史長河中發揮獨特的作用。

    當前世界政治的第三個特點,是權力中心、財富中心和發展驅動力正在發生轉移。

    近年來,國際政治格局和大國之間的力量對比出現了深刻變化。冷戰剛剛結束時,美國惟一超級大國的地位得到穩固,歐洲聯合勢頭加快,日本在亞洲經濟中是領頭羊。發達國家掌控著國際機制的制訂和執行。但是,進入新世紀之后,西方國家的整體實力出現了相對削弱的跡象。美國2003年發動的伊拉克戰爭,以及其他一系列對外行為,損害了自身的國際形象,削弱了它的軟實力?,F在美國經濟又受到次貸危機的沖擊,“硬實力”也受到傷害。歐盟和日本經濟發展后勁不足的問題逐漸暴露出來,人口的老齡化、數量增長緩慢甚至減少,都對經濟造成了制約。目前,國際金融動蕩對歐洲的打擊甚于美國。就整體而言,發達國家信心下降,正面臨越來越多的困難和壓力。

    相比之下,中國、印度、俄羅斯、巴西、南非等諸多新興國家,抓住了全球化的發展機遇,迅速增強了國力,在國際事務中發揮著越來越大的作用。西方人最近有一種形象的說法,叫做“增長在東方,債務在西方”;“歷史的火炬似乎正在從西方傳遞到東方”。1

    但是,世界權力、財富和驅動力的重心從西方向東方轉移的過程,不會是一帆風順的,一定會遇到風暴、阻力和陷阱。隨著權力、財富、驅動力的轉移,困難、麻煩和批評也會轉移。此外,這種“歷史火炬”的轉移是否代表著一個長遠發展趨勢,其歷史意義是什么,還有待觀察和深入研究。

    從地理意義上說,中國是一個“東方”國家,而且力促“東方”即亞太地區的經濟合作和安全機制的完善。但中國不會以“東”、“西”劃界,去決定自己的安全戰略,去組織或參加軍事同盟;在亞太區域合作中,中國也會堅持開放性的原則,考慮到區域內外國家的利益和愿望。由于中國的經濟合作已經拓展到“東西南北”的全球范圍,中國的戰略謀劃不會受限于“東方”、“西方”的概念,不去同別的大國劃分或爭奪“勢力范圍”。

    由于中國在新興國家中發展速度最快,對外部資源和市場的需求越來越大,又是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國家,中國在這一權力與財富轉移的過程中扮演什么樣的國際角色,格外引人注目。一種很有影響的觀點認為,大國崛起打破原有的權力平衡,沖擊世界秩序,引發國際沖突,這是國際關系史上的規律,中國的崛起也不會例外,中美最終的對立和沖突于是不可避免。

    這種疑慮,提出了中國在處理當今國際事務時不能不予以重視和回答的一個問題,即中國如何評估、如何運用自己日益上升的實力和影響。應當認識到,盡管中國不斷宣示自己的和平意圖,強調自己的發展中國家屬性和前進道路上的困難和障礙,國際上對中國崛起的疑慮很可能還要增加而不是減少。對此需要保持冷靜頭腦和平常心。同時,一般性的政策宣示和對“中國威脅論”進行駁斥是遠遠不夠的。更重要的,是通過自己的行為模式和明晰的戰略謀劃,打破所謂“大國悲劇的歷史定律”。

    在世界權力和財富轉移的過程中,中國必須十分客觀冷靜地估計自身實力,力戒虛浮之風,謹慎分析各種國際力量的消長;既堅持國際道義原則,又避免不必要地卷入國際政治斗爭的中心旋渦。第一,中國將堅持不結盟的政策,不搞大國集團政治;第二,中國將堅持全方位的開放政策與合作態勢,不以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劃線來決定國家關系的遠近親疏;第三,中國要創建出一個以自主創新、擴大內需為基點的、不過分依賴物質資源的新的現代化發展模式。這樣,在國際格局轉換的過程中,中國的發展就能夠成為一個可預測的穩定因素。

    在上述三個特點和趨勢的基礎上,我們能夠很自然地觀察到當前世界政治的第四個特點,也即核心的特點——國際規則和秩序正在經歷重大變革。

    國際政治最原始的規則,是所謂“叢林規則”,即弱肉強食,無法無天。但是,涂炭生靈、兩敗俱傷的戰爭教訓,以及國家間經濟上日益緊密的相互依存,催生了國際法、國際關系準則,以及逐步建立起來的國際組織、機制和規范。然而無數事實說明,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形成的國際組織和現存的全球合作機制,遠遠地落后于全球化的進程,出現了嚴重的“國際機制赤字”。例如,聯合國改革的呼聲很高但進展緩慢;多哈回合談判失敗證明世界貿易體制亟需修補;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無力應付日益擴大的國際金融動蕩;能源和氣候變化等問題上的全球合作機制遠未建立;國際人道主義干預的原則和規則爭議很大;國際社會缺乏處理民族分離主義傾向的共識;各種非政府組織和跨國公司在國際事務中的作用日益擴大,其行為需要納入規范的軌道;八國峰會近年來邀請了五個發展中國家加入其中,但尚未形成有長遠設想的、更具代表性的大國協調機制,應付日益緊迫的全球挑戰。

    總之,全球治理的“赤字”越來越大,現存國際機制越來越難以應對新出現的全球問題,迫切需要改革或創新。否則,某些地區沖突、民族宗教矛盾就會失控,大國之間的合作就難以加深和持續,而人類與自然界的和諧也將遭受更為嚴重的破壞。

    作為經濟全球化的積極參與者和受益者,中國對于現存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經歷了一個重新認識和逐漸適應的過程。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之后,中國在幾乎所有重要的全球性國際機制中都發揮著積極作用,并履行相應的規則和義務。與此同時,國際社會對中國的關注和期待增加了,要求中國承擔更大國際責任的呼聲越來越高。

    在重新認識和逐漸適應現存國際規則之后,中國將扮演一個更為活躍的角色,即維護現存的合理秩序和國際準則,改革不完善、不合理的舊規則,倡導并參與制訂新的規則。例如,作為溫室氣體排放量最大的國家之一,中國需要在《京都議定書》2012年失效之前,提出具體的節能減排方案,參與新的國際框架協議的制訂;作為能源消耗和生產大國,中國應當在世界能源價格等問題上發出更響亮的聲音;作為核大國和空間技術迅速進步的大國,中國將在核不擴散機制、軍控機制、和平利用外層空間的國際機制方面,發揮更大的作用;作為貿易大國,中國在今年WTO多哈回合談判失敗之后,需要同相關國家協調,尋求新的解決方案。

    積極參與國際規則制訂,改良國際政治經濟秩序,將使中國近年來闡發的“堅持和平發展道路”和“共同構筑和諧世界”等理念,得到進一步的充實和落實。

    簡而言之,在日益錯綜復雜的世界政治中,中國將扮演四種角色:堅持可持續發展道路,促進各個文明之間的交融,保障國際格局的平穩過渡,倡導合理的國際規則和秩序。

    現在,不但國際上對中國的現狀和未來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就連中國國內的民間輿論和學者專家,對中國的未來發展道路和國際戰略,也是諸子百家,討論熱烈。我在這里提出的只是一家之言。我堅信,中國要承擔的國際責任,中國的外交戰略,首先依據的是本國國情,是主權、安全和發展三方面的國家利益,同時也需要考慮國際趨勢和世界對中國的期待。深入研究國內國際兩個大局及其互動,在此基礎上對國家政策提出建言,對國際輿論做出回應,是中國學者的重要責任和艱巨任務。
    謝謝諸位。

    ¹引自法國國際政治學家多米尼克•莫伊西2008年10月5日在英國《金融時報》上的評論。Dominique Moisi, “A global downturn in the power of the west,” Financial Times, October 5, 2008, afca6780-92e0-11dd-98b5-0000779fd18c.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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