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8月28日至9月18日，北京論壇組委會、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北京大學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研究中心共同舉辦了“跨學科對話：百年中國與世界”學術論壇。論壇采用線下與線上結合方式，分4個周末召開了16場討論，來自大陸、臺灣、美國、英國、日本等國家和地區共9個學科87名學者參加了論壇。

本次論壇氣氛熱烈、新見迭出、精彩紛呈。我們按時間順序，將報告和與談情況綜述如下，俾眾參考。

開幕致辭

王奇生（北京大學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研究中心主任、歷史學系主任）代表主辦方致開幕辭。王奇生指出，過去的一百年，無論是中國還是世界，都發生了極為劇烈的變化。變化的廣度和深度，速度和烈度，在人類歷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也因為此，百年中國與世界的發展變化一直是人文社會科學界共同關注的熱點和焦點。而不同學科的研究視角與方法各有不同，有必要聚集人文社科的專家學者開展共同研究。王奇生引用法國歷史學家布羅代爾的話說：歷史學家和社會學家之間的交流，好比聾子之間的對話。而此次學術研討會匯聚了來自近十個學科的學者。盡管不同學科的學者對話會有些困難，但他相信這次會議，各位與會學者的發言一定會非?！昂榱痢?，進而深入交流，碰撞出思想的火花。

章百家（中共中央黨史與文獻研究院）報告的題目是《中共黨史學科的建立與發展——從事黨史研究三十年所聞所見所想》。章百家結合自己的學習、工作經歷，從延安時期的中共黨史書寫到《中國共產黨的九十年》，梳理了中共黨史學科的發展歷程，并為大家指出了黨史研究值得進一步研究的領域。

與談人牛軍（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談了自己聽完章百家報告的感想，指出黨史寫作的三個標準，第一，要聯系整個中國歷史；第二，同時要緊密聯系現實；第三，離不開整個世界的政治發展潮流。

朱蘇力（北京大學法學院）報告的題目是《從憲制視角看“黨管干部”》。朱蘇力結合歷史與理論，從中國傳統出發，論述了中國共產黨黨管干部的流變與優點，指出黨管干部作為持續存在的、先驗神圣的政治權力淵源，保證了政治的連續性與社會的穩定性，是當代中國應對現代民主政治難題的最重要貢獻之一。

與談人景躍進（清華大學政治學系）從政治學的角度談了自己對黨管干部的理解，認為朱蘇力從法學角度看待黨管干部這個問題，同以往從政治學角度理解這個問題所得出的結論不大一樣，十分新穎。王奇生（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則從歷史學的角度談了自己對黨管干部的認識，例如國民黨與中共不同之一就在于，國民黨政權的黨政軍三者是彼此疏離的。

景躍進（清華大學政治學系）報告的題目是《中國政治的雙重性及其解析》。景躍進論述了“雙重性現象”在政黨、國家、社會三者間關系的體現，即政黨與國家，政黨與社會的關系，并指出雙重性不是二元性，內部有主次之分，并且存在內部張力，這一現象為透視和分析中國政治提供了有價值的窗口。

與談人王續添（中國人民大學政治學系）指出中國的政治學發展到今天，不能回避的一個問題就是對中國政治的基本解釋，而景躍進提煉了“雙重性”來解釋中國政治，為以往學界所未見，是非常重要的探索。同時，景躍進的報告，主要基于中西比較的結構性理論分析，對于中國政治的研究啟發很大。王奇生則指出，“雙重性”來自蘇聯的黨政雙軌制，這個制度很值得研究，與帝制時代的中國大相徑庭。

陳平原（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報告的題目是《聲音的政治與美學——現代中國演說家的理論與實踐》。陳平原此前研究近現代中國的演說，偏重文學家，關注文化傳播，此次則側重政治家，關注社會動員，論述了政治家演說的氛圍、鄉音、變奏、陷阱與詩性，并指出了有關演說，過往未被研究者注意到的問題，如為政治家起草演講稿的幕僚班底。

與談人楊念群（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認為，有人說現在歷史學研究的范圍從“經世濟民”轉向了“聲色犬馬”，陳平原的這個報告即是當中的“聲”，是最前沿的問題之一，因為研究演說與之前研究文本不同，材料性質發生了很大變化。楊念群并談到了這篇文章對自己的啟發，如思考演說傳遞的信息，與文本傳遞的存在哪些差異。

劉守英（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報告的題目是《中國的遷移革命與城鄉歷史轉型》。劉守英指出，回望百年中國的社會轉型，應當注意到人口遷移的革命可能才是具有根本性的，即農民與土地、村莊之間粘度的變化。中國已經告別鄉土中國，正處于城鄉中國階段，還在進一步轉型中。

與談人王元周（北京大學歷史學系）結合自己的生活經歷談了自己對劉守英報告的看法。王元周認為，“農二代”的離鄉不可避免，“農二代”的定義問題則比較復雜，有待討論。同時，“農二代”在今天社會的定位、際遇仍有許多有待解決的問題。此外，王元周認為考察百年來的中國城鄉關系，應該關照整個歷史進程。

周飛舟（北京大學社會學系）報告的題目是《農村土地產權變革中的“集體”觀念——以宅基地改革為例》。周飛舟以浙江一個村莊舊村改造項目中的宅基地重新分配為例，論述了這一過程中所體現的農村“關系社會”的倫理準則，如家本位原則、差等原則，肯定了“資格”權提出的意義。

與談人劉守英（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談了自己聽完周飛舟報告后的思考，比如何為“集體”，“集體”的來源，以及中國的地權安排，可能也不只是私有與否的問題。鄧小南指出，周飛舟的報告揭示了現在的中國鄉村，還是在差序格局之中。

牛大勇（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報告的題目是《尚需探討的若干中共建黨史問題》。牛大勇探討了當下可以從哪些方面盡可能還原中共一大的歷史細節，去除后來觀念對歷史真實的扭曲。

與談人岳秀坤（首都師范大學歷史學院）結合自己的既有研究，對牛大勇報告進行了細致的評價，并認為可以通過延長時間段、考察國內其他重要的政治思潮、地方知識分子與國際共運史來深化建黨史的研究。石川禎浩（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也對牛大勇報告的思路與結論表示了高度認同。

汪朝光（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報告的題目是《世界歷史論述的時代要求與學術話語——從三部世界通史著作觀世界史學科建設與發展》。汪朝光通過論析三部世界通史反映出的編寫緣由、優劣、敘述的重點內容（如以政治史為中心），以及與蘇聯世界史著作的關系，展望未來世界史學科發展應當把握的諸多議題。

與談人王立新（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對汪朝光的分析非常認同，并且表示汪朝光對世界史學科的展望很有意義，希望更多世界史研究者聽到這些展望。此外，王立新也分析了世界史教材存在的一些問題，如世界史與中國史的關系處理有些欠妥、主要是縱向視角而非橫向視角、更新較慢等。

楊念群（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報告的題目是《政治史研究與中國傳統核心觀念的當代價值》。楊念群分析了“統治”、“治理”、“紀綱”等傳統觀念，反省中國近代史學革命帶來的“思想”與“事實”分離所造成的后果，進而昭示了傳統概念在現代歷史轉折中發揮的延續性作用。

與談人田凱（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主要從政治學角度談楊念群的報告對自己的啟發，如政治學研究中，政治理論與政治史之間的斷裂，“統治”與“治理”的辨析以及傳統價值在當下的繼承與轉化等。田凱同時指出，研究中國政治的學者，需要閱讀更多中國政治史的材料。

茅海建（澳門大學歷史系）報告的題目是《光緒二十三年（1897）張蔭桓訪問歐洲及其對國際形勢的預斷：戊戌時期清朝的外交失敗與邊疆危機》。茅海建指出，早先認識多對張蔭桓評價比較高，甚至認為其是外交能手。茅海建由此入手，以一份張蔭桓未呈遞的奏折為切入點，將張氏的外交實踐與思考置于宏觀時局之中，聚焦重要細節，詳加考辨，對前述結論提出質疑。其指出，張蔭桓并非好的外交家，外交能力亦頗不濟。不過，相對于張氏的膚淺，其政壇對手徐桐一派更屬無知。清廷之失敗與危機，在所難免。

與談人馬忠文（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認為，此次報告承襲了茅海建觀察問題的一個視角，即清朝領導層對世界局勢的判斷，指出有必要通過對比李鴻章與張蔭桓兩人，進一步厘清相關問題，并對張蔭桓部分行程是否屬于私自出訪提出了商榷意見。

王笛（澳門大學歷史學系）報告的題目是《巴黎和會上的美國對華立場：山東問題解決的理想與現實沖突》。王笛表示，此次報告是其正在撰寫的一部書稿的一部分。在簡要回顧已有研究后，開門見山地指出無論美國采取什么樣的態度，中國在巴黎和會上直接收回山東半島的可能性幾乎不存在。在種種不利的條件下，美國仍然給予日本非常大的壓力，讓其保證在規定的時間內，將山東半島歸還給中國。

與談人王建朗（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表示外交史研究不能采取一種固化的兩分法。理想與現實之間有太大的差距，不能以沒有達到最佳的理想來評價外交，并提出陸征祥在訪美后對山東問題態度轉為積極，是否與美國鼓動有關。

唐啟華（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報告的題目是《陸征祥與巴黎和會》。唐啟華指出，百年前對世界影響最大的和會就是巴黎和會。陸征祥是中方在和會中的核心掌舵人物，具備相當的不可替代性?！队X醒時代》對陸氏形象的處理，吸取了學界近幾年的成果，并指出全球外交史都在走下坡路，傳統外交史的路子有越走越窄之勢。

與談人臧運祜（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則表示，改革開放以來四十年，外交史在中國大陸算是比較熱的領域。如何評價巴黎和會的外交，是挑戰中國大陸學界的一個問題。如何為陸定位，也挑戰中國學界的智慧，對陸征祥在巴黎和會前是否親日，提出了商榷意見。

楊天宏與何玉（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報告的題目是《“尊重主權”與維持“必要之惡”：論美國外交在法權會議中的兩面性》。報告通過考察反映美國法律界主流輿論的英文期刊，對法權會議期間美國受其國內法界輿論影響，在堅持華會強調的尊重中國“主權完整”的同時，于廢除治外法權問題上維持“必要之惡”的對華政策兩面性，進行了分析探討。

與談人章永樂（北京大學法學院）指出，美國的司法調查，從根本上屬于總統的職權，與法院沒有關系，不太適合作為反思司法獨立的切入點。關于所謂西方標準，大量西方法史研究已指出其模糊性，乃至欺騙性。揆諸史實，中國最終廢除領事裁判權，也并非司法上的改進。法律上的很多考量僅能作為參考。對美國尊重“主權完整”的表述，也應結合具體歷史語境理解。

江沛（南開大學歷史學院）報告的題目是《晚清電報之爭的政治意蘊》。江沛指出，電報引入是在中國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期間，以中西文明的碰撞為背景發生的代表性事件，其過程大體經歷了1860-1870的峻拒阻遏、1870-1879的欲拒還迎以及1880-1900的實利至上等三個階段。由于思維束縛，清人無力判斷電報經濟價值與全球化的潮流。此外，應關注邊疆安全之于基礎決策的重要性，注意闡釋歷史復雜性中的合理性。

與談人韓策（北京大學歷史學系）表示，電報引入中國展現出晚清四十年技術革新帶來的新氣象。同時，也對既有信息控制帶來沖擊。自己在閱讀文獻時，注意到杭州一個普通官員的后代 ，在1883年已經用上電報。

趙曉力（清華大學法學院）報告的題目是《從單系偏重到雙系承替：清末變法以來我國家庭法的變遷》。趙曉力系統回顧了相關法條中關于繼承問題的規定，指出近些年民間出現的兩頭婚是對中國古代宗法制的返本開新。

與談人吳飛（北京大學哲學系）首先引用章太炎相關論述，表示家庭結構問題極為重要。兩頭婚是計劃生育的產物，表現的是一種男女平等，但不一定是為了實現平等觀念，而是為了各自的一種延續，由此聯想到清代流行的兼祧制度。以后，可能會回歸到比較傳統的家庭傳承方式。

章清（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報告的題目是《聚焦千年：晚清士人對“世運”之認知》。章清指出“變”構成近代中國的基調，有必要關注晚清時人如何認識與感知“世變”。在西力影響之下，時人思考的時間尺度從千年轉向百年。同時，中國歷史演進的脈絡也被納入“普遍歷史”的架構中。

與談人黃興濤（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指出報告切合這次大會的主題——“百年銳于千載”。隨后，對報告重點討論的“運會”概念進行了補充說明，提出古代中國是否慣常以千年為觀察尺度，并指出“運會”這種傳統觀念不只是一種消極的約束，與近代的進化論不是完全對立。梁啟超便將進化論融入“運會”，提出文明的運會觀，進而構思中國的未來?！斑\會”原來是天命，現在則為歷史必然。

黃道炫（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報告的題目是《瞿秋白的三重世界》。他首先談了自己從關注進而著手研究瞿秋白的心路歷程，其次指出瞿秋白在《多余的話》中所流露出的復雜性，將愛情上的自我犧牲、政治上的自我放逐、精神上的自我否定熔于一身，將壯懷激烈的革命豪情與敏感細膩、悲觀躊躇的精神氣質這兩種看似矛盾、實則具有高度內在關聯性的精神特質相互交織，正是二十世紀投身中國革命浪潮中的知識分子心靈躍動的真實寫照。

與談人張永（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對報告作了簡要的評議。他認為，學術界對中國革命的現有研究中，從情感、心靈的視角出發所作的成果仍然不多，對瞿秋白這一問題的討論很有意義，能夠反映出革命觀念如何在中國社會尤其是知識分子心靈深處扎根的過程。他同時認為，《多余的話》作為個人自述性質的材料，其形成過程無法脫離特定的時代背景與瞿秋白個人所處的歷史情境。具體而言，在二十年代與三十年代，瞿秋白的個人際遇、面臨的政治環境前后均有較大的差異。因此，思想文本與具體行為實踐之間難免存有一定的張力。

李里峰（南京大學政治學系）報告的題目是《比較視野下的20世紀中國革命》。他認為，為了更深入理解20世紀中國革命，需要將其放到近代以來社會革命與國家建構的潮流中進行考察。他以布林頓、摩爾、斯考切波、戈德斯通等人對世界革命的比較研究為例，分析了西方學者關于革命起源與后果的不同解釋框架。在思考二十世紀中國與法國革命、俄國革命之異同后，他對三國革命的同與異，以及從比較視野出發深化二十世紀中國革命研究的具體路徑等方面發表了許多新的見解。

與談人王也揚（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對這一問題作了評議。他分別比較了法國革命與中國革命、俄國革命與中國革命之間的異同，并且就革命比較研究的可行性路徑，闡述了自己的看法。

賀照田（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報告的題目是《是“撥亂反正”、“撥正反亂”？還是“病藥相發”？——以“撥亂”不“反正”的新時期群眾路線重構為例》。他首先梳理了中國大陸“革命-后革命”歷史經驗過程的主流認識及其形成過程。他認為，對當代中國大陸歷史做出根植歷史內在的深度清理，離不開在“病藥相發”歷史意識的導引下，對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這段歷史時期進行認真審視和細膩檢討。同時，也離不開以之為線索，對毛澤東時代的思想與實踐經驗進行重新把握。

與談人黃道炫（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就這一問題談了自己的看法。他認為，由于當代歷史距今不遠，我們每個人身在其中，都會有自己不同的感受，不由自主的產生先入為主的判斷，這是當代人治當代史的難處。同時，他結合自己研究群眾路線的體會，結合報告中的一些問題談了自己的看法。

方德萬（劍橋大學亞洲與中東研究系）的報告題目是《“王明的武漢時刻”：曇花一現的共產主義陣線》。他認為對武漢會戰的傳統敘述，大多將其置于抗日戰爭、國共關系的脈絡中展開，較少忽視這場戰役的世界背景。實際上，這場大規模戰役并非中日兩國之間的戰事，在世界范圍內也產生了重要影響。他列舉印度尼西亞兩位人物的私人通信以及尼赫魯、季米特洛夫的相關言論，揭示出這場戰役在全球多個地區如西班牙、法國之間引發的聯動效應。從而將中國抗戰與世界歷史走向之間的關聯細致地勾勒出來。

與談人趙旭鐸（北京大學歷史學系）認為，方教授的報告視角新穎，拓寬了抗戰史研究的思路，啟發學術界將國際共運史、跨國革命史、比較革命史的視野納入到抗戰史研究中去，發掘歐亞雙方在同一時空之下的互動關系。接著，他對西班牙內戰的性質、蘇聯歐洲政策轉向、中國內戰與西班牙內戰的比較等問題分享了自己的體會。

金以林（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報告的題目是《毛澤東、蔣介石如何應對共產國際的解散》。金以林指出，共產國際解散是斯大林為鞏固反法西斯統一戰線、開辟歐洲第二戰場而對英美作出的政治妥協，這一行動加快了歐洲戰事的進展。他細致梳理了毛澤東、蔣介石對共產國際的解散所作出的反應，以及這一事件引發的國共黨內政治態勢、國共關系乃至國內政治走向的一系列深刻變化。他認為，共產國際的解散，毛、蔣的處置策略有所不同。對蔣介石而言，國共關系與國際關系、對日作戰問題同等重要。對毛而言，共產國際解散前后，處理國共問題成為高于一切的政治任務。顯然，毛在這一問題的處理上比蔣更勝一籌。

與談人羅敏（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認為，共產國際解散對國共兩黨的沖擊仍有許多歷史細節需要挖掘。這一事件，對國共兩黨未來道路與政策的選擇產生了十分深遠的影響。她以《中國之命運》為例，談了國民黨在共產國際解散前后的政策變動。

桑兵（浙江大學歷史學系）報告的題目是《20世紀中國革命的“世界革命糾結”》。桑教授認為，中國近現代史的研究包括革命史的研究，因為歷史太短，許多重大的、基本的問題沒有得到系統的梳理。他圍繞“世界革命”這一問題，從世界革命的來源、世界革命與中國革命的勃興、世界革命造成的困局以及值得繼續探究的問題等方面談了自己的看法。

與談人李丹慧（華東師范大學社會主義歷史與文獻研究院）針對中國革命與世界革命的關系問題，詳細闡釋了列寧、斯大林世界革命理論的具體內涵，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運動與社會主義世界革命的關系等問題。

周錫瑞（美國加州大學圣地亞哥分校歷史系）報告的題目是《全球背景下的地方微觀史：陜甘寧邊區的起源》。他首先報告了關于陜甘寧邊區起源的最新研究成果。通過閱讀檔案文獻并前往陜北田野調查，周錫瑞認識到陜甘寧邊區的成長，與該區域的社會結構密切相關。歷史因素可追溯至晚清的回民起義。1935年，劉志丹成為陜北革命的領導人，整合了重視軍事的陜甘力量與黨組織基礎較好的陜北力量，短時間內奪取了26個縣城。這一成功促使原本計劃打通國際戰線的毛澤東調整長征目的地，延安也因之成為“意外的革命圣地”。周錫瑞指出，地方史研究關注歷史發展的具體、微觀條件，但必須結合更廣泛的全國性背景和國際背景，如此地方的發展才有源可循。

與談人黃道炫（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指出，關注內生性因素以及思考歷史事件中意外和必然的關系，是周錫瑞教授一直以來的學術關懷，指出陜甘寧成為中共革命根據地的意外因素，給人以很大啟發。由于中共革命具有外來性和流動性兩種關鍵特征，歷史研究者除了探討同一事件在不同地方的表現外，也應注意微觀路徑和宏大視野的結合。

葉維麗（美國馬薩諸塞州立大學歷史學系）報告的題目是《1936 班（The Class of 1936）》。她以美國記者海倫·斯諾的“一二·九”筆記為切入點，同與會學者分享了自己對抗戰爆發后進入中共的第一代城市青年的研究感悟。葉教授認為，長期以來中共革命被認為是一場農村革命，但1936年以后，成長于戰爭烏云之下的城市知識青年逐漸轉向革命、加入中共，這些“一二·九”或“三八式”干部為革命作出了重要貢獻。研究這些青年的取舍進退與中共革命的關系如何，以及進入中共后的遭遇和晚年處境，或可實現將人帶回革命史敘事中的目標。

與談人王奇生（北京大學歷史學系）認為，北伐前后也出現了大批北方知識青年前往南方的現象，這與新文化運動的影響密不可分?？箲鸪跗诔鞘袑W生前往延安，則明顯受到戰前左翼思潮與左翼文學的驅動。這批知識分子對中共在抗戰時期的發展壯大發揮了重要作用。

齊慕實（英屬哥倫比亞大學中國研究中心）報告的題目是《知識分子與黨：革命，動員，治理》。他圍繞黨內知識分子與執政黨的關系展開報告。齊慕實教授認為，執政黨之所以需要知識分子，是因為它們都需要教化型的官員來推動其黨國體制下的意識形態治理。這一治理模式之下，有三個主要的問題值得思考：知識分子為和選擇參與其中？知識分子的能動性有何體現？不同的知識分子有怎樣的不同？

與談人葉維麗（英屬哥倫比亞大學中國研究中心）認為，中共成功執政的經驗一直以來受到海內外學者的廣泛關注，齊慕實教授多年來一直關注知識分子與黨的關系，提出“意識形態治理”這一關鍵概念，頗具穿透力。葉維麗教授還指出，運用訪談材料時，要注意訪談完成的年代以及采訪者的身份對訪談對象的敘述的影響。

周杰榮（西門菲沙大學歷史學系）報告的題目是《萬曉塘與天津文革》。他主要分析了萬曉塘之死引發的政治爭論。周杰榮教授認為，目前沒有關鍵材料可供參考，西方學者往往先入為主，做出沒有證據支持的判斷，有必要采取新的視角，關注不同歷史時期及不同立場的敘述者如何解釋萬曉塘之死，又為何這樣做。周杰榮教授指出，學者需要反思過于簡單的歷史結論，思考政治人物的死亡具有的多重意涵。

與談人徐慶全（北京大學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研究中心）認為，周杰榮教授將中央、地方和個人因素引入死因之爭的分析，頗具啟發性。徐慶全研究員還結合新材料指出，周杰榮教授的部分解讀可有進一步探討的空間。

王東杰（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歷史學系）報告的題目是《烏托邦文本在中國的出現：康有為對大同世界的構想》。他以康有為的《大同書》為例，分析了晚清中國理想社會構想的變化。報告從探討傳統中國人構思理想社會的思想資源出發，指出具有人人享有“天倫之樂”“無王賦稅催科”“雖有父子無君臣”等特征的“桃花源”是傳統中國理想社會的模樣，這與政治性鮮明、強調規劃和管理并且與城市密不可分的西方烏托邦理想很不相同。而成書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大同書》全盤設計了政治和社會的理想形態，表現出鮮明的數學和幾何思維，且強調個人獨立，具有鮮明的烏托邦性格，反映出中國思想基本取向的變化。

與談人尚小明（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指出，關注中國人理想社會的構思方式而非具體內容的研究思路，頗有啟發性。此外，太平天國受儒學傳統和基督教思想的雙重影響塑造了新的理想社會，有些計劃還付諸實施，也值得重視。

馬戎（北京大學社會學系）的報告題目是《個體與群體：人類社會的認知與互動模式》。馬戎從“個體與群體關系”的角度出發，反思了革命和建設年代的決策邏輯、行為模式的延續與變化。馬戎教授認為，“個體”與“群體”是人類社會進行認知與互動的兩種視角，二者缺一不可。而近代以來，“敵人”與“自己人”的觀念伴隨著戰爭與社會運動涌入中國的政治話語體系，它以群體看群體，忽視了群體內部的個體差異，進一步表現為革命者內部不能包容不同意見，出現了革命者和反動派的區別?！拔母铩苯Y束后，“敵人”概念逐淡出中國的政治話語體系，今日中國仍需繼續堅持跳出敵我關系、尊重個人特性、推動依法治國的思路。

與談人渠敬東（北京大學社會學系）分享了自己對報告緣起與內涵的理解，指出馬戎教授長期從事民族社會學研究，不僅深入考察中國傳統社會對待不同族群的文化與政治模式，也曾圍繞共產主義與民族政治的關系、中華民族如何形成等問題展開反思，一直探索著群體思維可能產生的影響。渠敬東教授還強調，隨著現代國際秩序發生變化，不同文明的沖突接連不斷，每個人都應當思考如何找到敵我關系思維模式之外的應對思路。

劉云杉（北京大學教育學院）報告的題目是《學習僭越教育：進步主義教育在中國的想象、實踐與困難》。劉云杉教授從精約教育與博放教育的矛盾出發，反思了教育改革中教育功能的分離與斷裂，指出從推進素質教育改革以來，作為批判對象的“應試教育”，內容清晰，目標明確；而“素質教育”則內涵模糊。社會核心競爭的場域被移植到學校之外，導致教育篩選功能與培育功能的分裂；而學校內一味強調學生主體、探究學習、多元價值的博放教育，則導致了教書與育人的斷裂。如果只是簡單移植美國的進步主義教育思想而不加以反思，寬松教育將不可避免地培育出平庸的一代。

與談人賀照田（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充分肯定了報告的貢獻。賀照田教授指出，未來如果有機會進一步解釋中國現代觀念與美國進步主義觀念差別背后的結構性原因，并探討中國接受西方教育思想時出現的種種問題，將會有重大意義。

蕭延中（華東師范大學政治學系）報告的題目是《淺議毛澤東的話語權力與政治修辭學》。他引入“話語”這一概念，深入分析了毛澤東演講與論著的語言要素與語法規則。蕭延中教授指出，毛澤東的語言特別貼近民眾感情，且通過“翻身”“解放”“拯救”等概念訂立了善與正義的標準，并且以馬克思主義為基礎論證了革命與建設的合理性，因此其話語具有情感性、倫理性、真理性三大特征。從“政治語法”的角度來看，毛澤東的語言中內含著斗爭法則，強調人精神重塑的倫理純粹性，大量使用軍事術語及如“干革命”一類的動名詞，深刻地影響了中國人的語言與日常生活。

與談人金光耀（復旦大學歷史學系）認為，蕭延中教授的研究深入了毛澤東話語的內部，讀來心有戚戚。如果未來能夠對毛澤東話語影響力演變的過程加以分析，并探討這套話語如何影響當代學術研究，將會給學界以更大的啟發。

胡英澤（山西大學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報告的題目是《組織起來有力量：毛澤東組織思想研究》。他從“為何組織”“如何組織”“組織如何”三個角度分析了毛澤東的組織思想。胡英澤教授指出，由于中國傳統社會組織以家族和秘密會社為代表，具有落后性和脆弱性，為了提高社會各階級的覺悟程度，承擔起革命的組織責任，必須組織軍隊和民眾等各種力量，才能實現戰勝敵人和順利建國的目標。要堅持組織有力量、政策不錯誤，必須避免脫離群眾、組織過多等問題。

與談人黃江軍（北京大學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研究中心）認為，胡英澤教授抓住了組織這一關鍵詞，在具體的情境中理解組織的有效性，這一概念史的研究路徑極具啟發性。組織以及對組織的自覺其實是一個頗具現代性的概念。毛澤東的組織思想在這一思想脈絡中處于怎樣的位置，以及毛澤東組織思想如何流變、其組織思想資源來自何處、實踐情況如何等問題，都值得進一步探究。

應星（清華大學社會學系）報告的題目是《以史解經與中國共產主義文明研究的整全性路徑》。他在報告中探討了如何將經史互鑒的思路引入中共黨史研究?！敖洝敝傅氖堑於ㄖ袊伯a黨基本綱領、理念、路線、政策和政治文化的核心文本，研究“經”時需要確立概念的中心性，深入分析概念形成的譜系?！笆贰眲t指的是“經”在不同歷史時期經歷的復雜變化，討論“史”的問題則要抓住最獨特和鮮明的內容。按照“由外而內”“由上而下”“由下而上”三種路徑踐行“以史解經”的研究方法，有助于重建中國共產主義文明研究的整全性。

與談人尹鈦（中國政法大學政治學系）認為，中共黨史研究近年來確實受到地方史和微觀史的沖擊而日益碎片化，應星教授的研究提供了一種解決方案，頗具啟發性。在未來的研究中，“經”之性質與“史”之本質的關系，仍值得進一步探討。

張濟順（華東師范大學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報告的題目是《私家材料與檔案紀事：上海電影人的1950年代》。張濟順以長輩從影經歷為切入點，結合私家檔案生動細致地分析了新中國成立后上海電影制片廠的日常政治。張濟順教授指出，革命進入日常的過程非常值得關注，這一方面表現為上影廠內黨組織如何處理專業與信仰的問題，如何扎根基層、發揮影響；又表現為演員個人如何調適個人追求與服從組織的沖突。經由黨“自己人”的視角，回歸電影拍攝、制作過程的領域，有助于學者探索電影史研究的另一種路徑。

與談人金光耀（復旦大學歷史學系）認為，張濟順教授的報告兼具勾勒微觀政治生態和書寫個人心靈史兩種視角，不僅呈現了一個充滿張力的故事，也提供了頗具啟發性的研究方法，提示學者關注“支部建在連上”的傳統如何影響城市，關注黨員如何平衡職業身份和政治身份。

曹樹基（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歷史學系）報告的題目是《私情與糧食：雙統時期山東L縣的鄉村政治》。曹樹基結合一件由村民捏造的男女私情案件，探討了統購統銷時期村莊內的政治生態。曹樹基教授認為，由于大戶不滿干部的高壓征糧政策，故意捏造一樁干部與村婦發生不正當關系的丑聞，藉此表示反抗。而國家通過統購統銷中的糧食控制，最終實現了對村莊的全面控制。

與談人王海光（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系）認為，私情與糧食都是社會生活中的重要問題，曹樹基教授不僅根據干部檔案發掘出了一則生動的故事，也將其置于統購統銷政策中展開分析。事件如同水體上的浪花，歷史學家除關注微觀事件外，也應深入歷史結構。

金光耀（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報告的題目是《八千上海人在閩北山區的生活史（1958-1962）》。他在報告中描繪了1958-1962年八千上海人轉入閩北山區的生活圖景，并以此為基礎分析了勞動教養的制度設計與運作實況。金光耀教授指出，勞動教養制度與經濟需求和改造社會的要求有關，8114名勞動教養人員被送往閩北山區砍伐毛竹，既是為解決上海毛竹的短缺，也暗含打造玻璃板一般純凈劃一社會的希求。

與談人劉一皋（北京大學歷史學系）認為，也需要注意勞動教養制度背后的理想因素，即打造一個人人勞動、人人均是社會主義新人的理想社會。八千余名上海人被送至閩北的工作由基層組織完成，也反映出基層社會由一盤散沙到組織起來的過程。

許紀霖（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系）報告的題目是《五四知識分子通向列寧主義之路（1919-1921）》。既有研究多將五四知識分子接受的馬克思主義與列寧主義統稱，以馬克思主義或馬列主義命名之，而忽視了其時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內部已經分裂的事實。由此出發，許紀霖提出區分“知識化主義”與“信仰化主義”、“柔性化主義”與“剛性化主義”兩組前后遞進的“理想類型”。他指出，早期共產主義者所接受的其實是一種可以與其他主義兼容的柔性化“復調的馬克思主義”，包括西歐的社會民主主義與俄國的布爾什維克主義；到了1920年底以后，才逐步認同“剛性化主義”，即“一元的列寧主義”。

與談人歐陽哲生（北京大學歷史學系）認為，許紀霖對中共第一代馬克思主義者的思想演變作了較為系統的梳理，并就一些問題提出了討論意見，如“列寧主義”作為一個正式詞匯在中共黨內提出的時點、維經斯基與馬林是否列寧主義者、陳獨秀是否注重意識形態等。

周雪光（斯坦福大學社會學系）報告的題目是《“組織起來”：關于1949年以來中國國家建構路徑的思考》的報告。既有研究大多強調中國國家建構的歷史延續性，周雪光則從“委托與代理”、“正式與非正式”、“名與實”三個角度出發，指出1949年是中國歷史上國家建構和國家治理模式演變的分水嶺：從帝國、民國到共和國，從疏放式集權到社會各層次領域高度整合的組織形態。這一轉折的核心是組織形態的轉變，即列寧式政黨的組織形式延伸至國家治理形式，史無前例地將整個社會高度組織起來，帶來了中國社會的一系列深刻變化。

與談人趙鼎新（浙江大學社會學系）表示，中國有“強國家”的傳統，而“文革”事實上挑戰了“強國家”傳統與官僚體制，為社會帶來大量動態能量。此外，目標型國家屬性、主流意識形態的可證偽性、規章與制度的張力，都為現代中國國家治理帶來了挑戰。

趙鼎新（浙江大學社會學系）報告的題目是《社會學視野下的黨史》。趙鼎新指出了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特點背后蘊含的組織學原理，并以此對列寧主義原則何以在中共黨內更易確立、第一次國共合作為何破裂、抗日戰爭期間中共軍隊如何發展壯大以及解放戰爭期間中共何以成功以弱制強等問題，給出了組織學解釋。

與談人王奇生（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指出，中共革命是一種非常態，革命過程中有些成功經驗，可能與立足于常態社會與常態組織的既有社會學、組織學理論相悖。除了關注既有組織學理論解釋得通的部分，那些與組織學理論相悖的部分，更值得史家討論，那些方面正是中共革命過程中的獨特創造。例如中共軍隊政治工作中強調官兵平等、軍民平等、優待俘虜、尊重人格等，從戰爭文化的角度看非常具有獨特性。這些經驗事實可以反過來挑戰和充實既有理論。

關凱（云南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報告的題目是《民族主義思潮與現代中國的國家建設》。在現代中國國家建構進程中，政治民族主義與文化民族主義的張力造成了國家建構內外不一致的問題。通過對三種解決方案的梳理，關凱指出辛亥革命后的“五族共和”與北伐成功后國民黨主導的“國族建構”均不成功；新中國成立后，通過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改造兩步，方解決了民族主義因政治與文化一致性問題產生的內部結構難題、完成國家建構。

與談人許紀霖（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系）表示，由于傳統中國是一個多民族、多文化的帝國，故其現代國家建構勢必要重新生產出一種文化民族主義，而不僅靠政治制度。新中國建立初期以階級認同替代民族認同，一度取得成功；但“文革”結束后，由文化傳統、宗教、自然、血統所維系的民族認同再度反彈。

李放春（重慶大學共和國研究中心）報告的題目是《“團結人民”：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西南地區的民族團結實踐為例》。李放春梳理出中共“團結人民”政治實踐中的三條經驗：一是中央派出西南民族訪問團，推行民族區域自治，建立民族民主的聯合政府；二是合理調節糾紛，設立團結公約；三是在經濟生產中注重民族團結，在多民族雜居山區建立合作社時注意聽取各族農民意見。

與談人吳啟訥（臺灣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指出，中共少數民族政策有從多元多體到多元一體的轉化過程。在西南地區，中共更強調民族一體而非階級一體，較為有效地解決了漢人與非漢人的矛盾。此外，西南地區同時具有逃避國家與尋求統治兩種傾向，引入這一架構有助于討論的深入。

賀桂梅（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報告的題目是《當代文學（1940-1970）的民族形式建構與全球視野中的中國局勢》。賀桂梅勾勒出前三十年中國當代文學民族形式建構的階段性變化與跳躍，及其與不同時段全球體系的關聯。發展階段分為四：1940年代的“民族化”時期，1950年代的“蘇聯化”時期，1950-60年代之交的“中國化”時期，1960-70年代的“世界化”時期。以上階段變化折射出“社會主義”文化實踐與“民族主義”文化實踐二元一體的結構特點。

與談人吳重慶（中山大學哲學系）認為，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中國文藝是爭取民族解放的有力工具，但新中國文學所提倡的民族形式與展現的民族意識，并不導向民族主義，而是國際主義。

李金錚（南開大學歷史學院）報告的題目是《洋學者與中國的相遇：卜凱調研農村的西學意識與比較意識》的報告。李金錚認為卜凱對中國農業經濟研究有幾個特點：以西方尤其是美國的農業經濟學方法來調研中國的情況；注重中西農業經濟的比較研究；注重對中國農業經濟的改良提出具體意見。李金錚指出，卜凱作為一個外國學者，其思想資源和經驗方法來自西方是十分正常的，他結合西學所習和在華調查，對中國農業發展提出了有益建議，這和“中國農學本土化”并不矛盾。

與談人周飛舟（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指出，卜凱對中國農業經濟的調查有許多優點，如調查內容細致周密。分配學派對卜凱的批評，主要是認為卜凱研究農業經濟時只關心農業技術，不關心生產關系。這樣的批評也不無道理。卜凱在《中國土地利用》里也予以了回應。另外，對卜凱的另一種批評是認為他的抽樣方法和數據真實度未必可靠，因為他派出調查的學生大多家境優越，可能更容易調查到一些條件好的農戶，而且農戶在應對調查時可能因為擔心被政府摸底而會謊報數據。

張侃（廈門大學歷史學系）報告的題目是《1943-1949年龍巖扶植自耕農運動及其經驗在臺灣的傳播》?！胺鲋沧愿r”作為一種漸進式土地改革的方式，源于孫中山的民生主義思想，受到民國時期地政學派的推動。畢業于地政學院的林詩旦就任福建龍巖縣縣長后，在全縣實行大規模的土地征購與再分配，使得當地農戶普遍自耕農化。林詩旦在龍巖的地政經驗擴展為《閩西土地改革方案》，并影響了國民黨敗退大陸后在臺灣開展的土地改革。

與談人李放春（重慶大學共和國研究中心）指出，張侃的研究不僅關乎龍巖地方史，而且連通了龍巖經驗與臺灣土改，這是以往學界少有重視的。一般以為，土地改革是國民黨政權退至臺灣后才真正開始重視和實施的事情，主要是受中共奪取政權這個外部因素的刺激。張侃的研究則提示，大陸時期國民黨內部一直有一條土地改革的思想與實踐脈絡，主要是以蕭錚為代表的地政學派，我們對此應予以關注。

張藜（北京大學科學技術與醫學史系）報告的題目是《科技援助與革命輸出：以古巴土壤研究所援建為例（1960-1969）》。張藜利用中國科學院檔案，如毛澤東、周恩來與古巴方面的會談記錄，中國駐古巴大使、中方科學家等在援建事宜方面留存的文獻，復現了1960年代中國援助古巴土壤研究所的過程。張藜指出，援建古巴土壤所雖然使中方在土壤學方面獲得了一些新的科學認知，但援建更主要是出于鞏固和擴大外交陣地的需要而進行的“應急性外交”，中方對此的投入和最后所獲回饋是不相稱的。

與談人徐慶全（北京大學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研究中心）指出，古巴希望加強對本國土壤的研究，一個重要背景是古巴以產糖為主的單一化農業經濟，古巴非常希望改變這一狀況，增加糧食種植的比例，這就需要先研究當地的土壤。胡耀邦在1978年的一次講話里就提到過，中國科學家去古巴幫助當地種水稻，但發現土壤不適宜種植。他建議張藜老師的文章可以圍繞古巴農業經濟這個背景再做一些討論。

石川禎浩（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報告的題目是《“四大文明”說的形成與傳播——跨世紀的對話》?！八拇蠊糯拿鳌笔侵腥諆蓢L期存在的傳統說法。中國研究者陳明遠提出該說法出自梁啟超《二十世紀太平洋歌》。石川禎浩進一步考察梁啟超的文本，發現其來自日本東京專門學校歷史學教師浮田和民所著《史學原論》和《西洋上古史》。再進一步考察浮田和民的文本，又發現其引述自19世紀上半葉的德國地理學家卡爾?李特爾（Carl Ritter）。由此勾勒出中日兩國流行的“四大文明”說的生成和流轉路徑。由于梁啟超本人巨大的影響力，后人產生了梁啟超首倡“四大文明”的誤會。

與談人孫江（南京大學學衡研究院）指出，我們更應該關心知識轉移過程中轉移者基于何種想法對這一知識進行了轉譯或者再生產。就石川禎浩先生的研究而言，如果我們只是梳理出李特爾、浮田和民、梁啟超這樣一種線性、平面的關系，就輕視了梁啟超作為一個歷史行動者的性質。實際上，梁啟超自己并不關心一個作為信息的知識，我們主觀地假設是梁啟超的說法影響了后世的知識流傳，這是沒有確切證據的。此類研究有目的論的色彩，研究者自身預設了一個線性的梳理，認為歷史事實就是沿著這條線性發生的，因此陷入了本質主義的陷阱。我們更應該關心的是歷史的行動者基于什么想法去轉述和再生產知識，而非知識本身。

吳重慶（中山大學哲學系）報告的題目是《從“生民”到“人民”》?！吧瘛笔峭醭瘯r期流行而在近代式微的概念，它有三層含義：一是出生之民，二是生民之道，三是天地所生之民。生民之道不同于現在所講的經濟學，前者講求追逐和累積財富，強調占有，后者講求貨物錢財的均衡流通，不是為了占有。近代以來，隨著民約論、新民說、興民權等權利意識的注入和公共精神的塑造，生民概念逐漸式微。歷史并非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我們在不同時期使用不同鑰匙就能打開不同的歷史庫藏，這是討論生民概念給我們留下的啟示。

與談人李里峰（南京大學政治學系）指出，吳重慶的報告充滿了哲學思辨，“民”這一概念的確是政治學研究里特別受人關注的議題。生民的含義里，有天地所生之民之意，使得生民和臣民區別開來。這種強調天地自然產物的論說，和西方近代政治思想里的自然法概念有些類似。中國近代以來，生民概念向人民概念的轉化過程是很復雜的，兩者之間應該仍然有延續性，生民在傳統君主制框架里展開，人民在憲政共和等政體里展開。

孫江（南京大學學衡研究院）報告的題目是《黑力攸關——非“中間地帶”的革命與黑人的政治表象》?！爸虚g地帶”革命是毛澤東提出的一項革命話語，在此之外，毛澤東受美國黑人民權運動的影響，還提出了一種可謂之為“非中間地帶”的革命言說，具體是指美國黑人民權運動從種族歧視斗爭轉到階級解放斗爭。美國黑人羅伯特?威廉是重要的觸媒，他曾向毛澤東建議聲援美國黑人民權運動，并于1963年受邀來華訪問。在華期間，羅伯特?威廉的關心點從種族問題、民族問題轉移到階級問題，認為種族主義是資本主義剝削的產物，將黑人民權斗爭納入到“非中間地帶”革命的話語內。

與談人黃興濤（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指出，孫江的研究把美國黑人民權斗爭與20世紀60年代的中國關聯起來，這是冷戰時期世界歷史一個特殊而重要的面向，他利用中國的檔案，詳細研究了中方如何與羅伯特?威廉互動，令人印象深刻。同樣是評判和聲援有色人種爭取權利的斗爭，毛澤東時代常用的階級斗爭論、帝國主義論、世界革命論，在我們這個時代基本不再使用，而改用人人平等、種族平等這些價值話語。另外，論文題目里的“黑力”可以考慮改為“黑人力量”，俾讀者從標題里準確領悟作者的意指。

圓桌會議

圓桌會議的主題為“百年中國與世界（1921-2021）”，由渠敬東主持，錢乘旦、王緝思、俞可平、蕭冬連、劉世定、周黎安與談。

渠敬東（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指出，中國走了一百多年的現代化道路，這一百年來，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等走到了時代的關鍵點上，中國與世界的關系也面臨著節點，因此討論過去的一百年對于未來十分重要。因此，此次討論既然跨學科，也就可以對這一百年的各個問題進行深入交流。

錢乘旦（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就“百年大變局”進行了闡釋，第一條線是生產方式的演變和社會形態的變化；第二條線是文明的發展和世界格局的演變；第三條線是國際體系的演變；第四條線是中國的發展，這四條線共同構成了“百年大變局”。

王緝思（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舉了阿富汗、拉丁美洲等國家或地區的例子，說明世界各國千差萬別，超乎我們的想象。因此，世界應該理解中國，但中國也應理解世界的千差萬別，但中國對世界的理解也比較不足。如我們常說東西方關系，但對于世界許多地方來說，他們至少未必有東方的概念。因此，我們需要加強大歷史觀的認識與對世界的總體看法。

俞可平（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指出，新的中華文化需要傳統文化、西方文化與馬克思主義文化三者有機融合，如果割裂開來，或片面堅持其中某一種，中華民族的現代化進程將會付出巨大的代價。因此，作為學者，我們首先應當對不同的文化保持包容的心態。

蕭冬連（華東師范大學改革開放史研究中心）從當代史的角度出發，論述了建國后國際因素對中國的影響。具體而言，大致是對蘇聯模式對中國影響深遠直至今天，東西方冷戰對中國對外戰略的前期制約與后期提供機遇，戰后新技術革命、全球化為改革開放提供戰略機遇期，改革開放以來中外文化交流為中國帶來新的人文、社會科學知識等。

劉世定（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指出，百年中國最大的制度變遷，可能就是產權的變遷，社會學家關注產權，與經濟學家不同，主要是關注產權結構如何被社會界定，如何在社會中與其他力量的互動中變遷，亦即對產權變遷機制的考察。社會學家把產權理解為對經濟資源占有的社會認可狀態。因此，在社會調查中可以發現，當下產權的認可十分復雜、曖昧，產權結構遠遠沒有達到社會普遍高度認可的穩定狀態，故而也引發了一些問題。

周黎安（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將百年中國分為革命戰爭、計劃經濟與改革開放時期，論述了中國如何學習國際先進經驗，但這一過程中又不斷發生抗拒、糾纏，最終走出了中國獨特的道路?？傮w上，這三個時期都經歷了創造性的融合，是多樣性的結構，沒有既定的模板，同時又繼承與發揚傳統，并結合了中國每個階段的特性。

圓桌討論的最后，渠敬東（北京大學社會學系）總結說，與談老師或從百年來歷史發展與國際秩序的大脈絡中討論中國的走勢與位置，或從具體運行機制出發討論問題，這對分析大問題來說，同樣是非常重要的著手點。過去的一百年也意味著未來的一百年，因此這一場圓桌討論十分有收獲。

 · 結束語· 

在會議的最后，王奇生（北京大學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研究中心主任、歷史學系主任）做了閉幕致辭。王奇生特別感謝北京論壇組委會對本次學術活動的鼎力支持，并表示期待將來的學術會議更加注重跨學科對話，歷史學、社會學、政治學、經濟學等不同學科的研究范式應當互相借鑒、取長補短。參會人員合影留念后，來自9個學科的80多位學者參與的“跨學科對話：百年中國與世界”論壇圓滿落下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