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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主旨演講 朱蘇力
          2018-01-02 |  |  | 點擊數 

          歷史與當代中國的家國天下
          朱蘇力
          北京大學博雅講席教授
          北京大學法學院天元講席教授
          中國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

          各位來賓,各位朋友,感謝主辦方邀請我參與2017年北京論壇。

          齊家治國平天下,是幾乎每個中國人都熟悉一句老話。它概括了中華文明的一個重要特點,也體現了中國人的價值觀和秩序觀。依據儒家正統解說,這句格言強調政治文化精英的道德自我完善,逐步治理家庭、國家和天下;但這個天下不是今天的世界,只是與當時中原農耕核心區相關的周邊非農耕區。

          然而,借助歷史留給我們的時空距離和視角,審視歷史中國的長期制度實踐,我們會發現,并且歷史上有哲人如老子以及更早期的儒家也曾如此理解,家國天下是歷史中國國家和社會治理的三個最基本也最關鍵的領域。它們相互勾連、支撐和補強。有亂世和革命,但舊邦新造,民族融合,歷代中國的志士仁人一次次“從頭收拾舊山河”,由此有了“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中國,她不可思議地穿越了歷史的長河。今天,我就簡單討論歷史和當代中國的家國天下問題。

           “齊家”關注的是農耕村落的治理和秩序。以血緣為紐帶形成的無數村落,首先散落在中原以及周邊的農耕地區。村落是無數普通百姓日?;拥淖钚〉纳罟餐w,幾乎就是他們的生活世界,甚至“不知有漢無論魏晉”。但即便那些參與治國平天下的政治軍事文化精英,也都首先生活成長在這里,然后走出去,參與治理國和天下;無論多么輝煌,他們最終都將告老還鄉,葉落歸根。村落對于農耕中國的幾乎所有人因此無可替代。這里是他們生命意義的淵源和根本,是他們想象世界的出發點。村落的安定有序也就是他們生活世界的安定有序。

           “齊家”還是農耕中國治理的基礎。非但治國平天下所需的所有人、財、物都來自農耕村落,而且村落安寧本身就是國家治理的重要組成部分。尤其是,鑒于從西周開始的歷史中國一直是疆域遼闊人口眾多,“皇權不下鄉”是歷史中國的基本制度,也是治國的基本策略。

          歷史中國“治國”的核心問題是,在如何通過一系列重要制度和措施將無數通?!袄纤啦幌嗤鶃怼贝迓湓谡谓洕幕瘜用嬲铣蔀橐粋€共同體,消除和防止地方割據和分裂,保證社會長期的和平。這意味著要為無數小農提供和平,換取他們的歸順和認同;要以統一的度量衡保證賦稅大致公平統一,同時保證國家治理的財政需求;甚至要以統一和大致公平的制度(包括選舉、察舉和科舉)吸引并篩選政治軍事文化精英參與全國性政治治理。

          由于疆域遼闊,各地地理地形氣候復雜,各地需要應對的問題也不同,治國還意味著必須開發各種制度和機制,來有效包容、吸納、克制和平衡各地的利益沖突。要以來自各地方但忠于國家(統一皇權)的政治精英組成官僚集團,依據統一的文字頒發統一的政令法律,從憲制架構和日常實踐上,整合全國各地的利益,進而激發和創造有內在政治、經濟和文化凝聚力的政治文明。

          在此基礎上,歷代王朝方能以中原為核心有效應對農耕區與其周邊其他文明之間的沖突和分歧,展開持久的政治、軍事、經濟和文化競爭。這就是“平天下”?!捌教煜隆卑ㄖ性醭鲃油卣?,將為山川隔離的各農耕區逐步納入并最終融入以中原農耕為中心的多元文明體制中,但也包括“一國兩制”,即在農耕區堅持中央集權制,在周邊廣大非農耕地區實行、接受和容納(contain)各種類型的地方自治。所謂實行,是中原王朝,出于合理有效的治理考量,主動或主導創立地方自治;其前提是中原王朝足夠強大,能有效抵抗,甚至能夠擊敗周邊地區的政治經濟勢力。所謂接受和容納,則往往因中原王朝政治經濟軍事實力不足,不得不與周邊強大的政治勢力達成妥協,包括以和親、納貢甚至割地等方式來購買和平。一旦中原統治者,無論是農耕民族還是入主中原的其他民族,不能保證天下太平,中原地區就會出現“馬邊懸男頭,馬后載婦女”的戰亂,直到代表農耕或游牧或漁獵文明的某個區域政治力量在中原地區重建中央集權的政治統治。

          從地理上看,“天下”往往距中原政治經濟文化核心區頗為遙遠,生產方式與中原地區差異頗多,甚至類型不同。從政治上看,天下可能是中原王朝的邊陲,但有時也可能蛻變成中原王朝的競爭對手。事實上天下一直是以中原為核心的中國之所以發生的動因,是推動歷史中國疆域、人口、文化和制度演化的最重要刺激,是歷史中國得以逐步拓展的材料或要素,是歷史中國不可或缺的建構力量和構成部分。正是因為有了這個在經濟、文化和治理制度上都有別于中原的天下,才打造了中華民族歷代“以天下為己任”的政治文化精英,才有了在歷史長河中逐步凝聚為一體的這個中國,這個中華文明共同體。

          平天下以農耕區的治理也即“治國”為核心,卻并非一定以農耕民族為核心;北方眾多游牧漁獵民族,都曾入主中原,而一旦入主中原,其統一治理的中國,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就會恪守西周秦漢形成并確立的基本政制,即在農耕區建立有足夠政治社會凝聚力的中央集權的官僚政治,通過稅賦從農耕區獲得維系其統治的最大財政收入和人力資源,在“治國”進程中不斷強化、整合并完善著家/國/天下三這的勾連和互補。歷史中國的經驗表明,在入主中原后,通常不過一個世紀,來自北方邊疆的統治者就會融入中華民族。

          近代以來中華文明經歷了“數千年未見之大變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和社會主義建設是對古老的中國和中華文明的偉大重構,其重大程度足以與西周和秦漢時的變革媲美;在規模和深刻程度上,則是空前。由于當代中國的人口規模以及時間約束,這個變革在人類歷史上可謂空前。

          重塑當代中國的最大變量是經濟生產方式的變革。由于工業化和現代化建設,到2017年中國還有約40%的農民,但中國已不是農耕中國,而是一個現代工業制造大國,有世界上最完備的工業制造體系,也是一個商貿大國,2012年以來進出口貿易總額一直全球第一。這個基礎條件的改變必然、已經且仍將促使中國的許多制度變化,正催生或可能催生其他一些重要且根本的制度。

          在政治治理實踐層面,歷史中國的家國天下問題已經匯聚為一個治理問題,但這三個概念以及相關經驗仍可能有助于我們分析和理解現當代中國的政治社會治理的復雜性,甚至可能提供一種中國視角來理解當今世界秩序。就此而言,家國天下仍可能是甚或必然是一個持續的傳統,因為社會不僅是生者間的合約,也是生者、死者以及未來者之間的合約。

          如果將“齊家”理解為普通人的生活共同體的組織構成,在當代中國,齊家的重要方面之一就是基層治理,這是“治國”向基層社會的延展。由此不僅可以理解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農民革命,還可以一以貫之地理解新中國建立后的農業合作化、人民公社,直至改革開放后的一系列三農政策措施。盡管相關的政治實踐和政策措施非常不同,但從齊家的視角看,卻都在以不同方式改造了“皇權不下鄉”的傳統。隨著現代政治組織管理延伸,科學技術知識文化下鄉,農民、農村和農業才成為現代國家的生動有機的構成部分。

          不僅如此,齊家還會令我們理解當代中國農村治理的一些難題。隨著城市化,農村的政治文化精英因上大學、當兵或進城打工一去不復返地流向城市,農耕村落的治理也即“齊家”變得越來越難。由此就可以理解21世紀以來中國政府的各種規劃和措施: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大學生村官、城鄉一體化以及新型城鎮化建設。

          這類問題不限于農村。在城市地區,近年逐漸凸顯的“齊家”問題之一是普通人的生活社區構建。城市生活未能自然化解這個難題。有許多老人很難融入因喧鬧而孤寂的水泥森林,還是選擇回到因熟悉而溫馨的故鄉小城鎮。城市生活共同體建構的另一難題是,在實踐了獨生子女國策將近兩代人后,許多城里人退休后卻發現無“家”可歸;“家”并非一套寬敞的商品房。城市小區大媽的廣場舞,可以說是城市重構類似村落生活共同體的一種自發力量。

          由于歷史上各民族的融合,由于明清尤其清代大規模的“改土歸流”,以及由于現當代以民族國家為基礎的國際政治現實,傳統中國所謂的“平天下”今天已大致轉化成邊疆治理問題;在國家制度上,則是民族區域自治問題。從地理疆域上看,“平天下”與“治國”重合了。但在文化上,在政治治理的制度和策略上,這兩個問題不可能簡單等同。進一步增強民族團結,增強中華民族凝聚力,反對并堅決打擊國內外各種分裂國家和社會的政治勢力,會是當代中國面臨的重大問題之一。單一制,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包括黨管干部制度),以及以促進民族團結和融合為目標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從憲制上確認了統一的多民族的中國;經濟發展、國力增長強化了國家凝聚力,也強化了國家維護統一的實力和能力。但經濟全球化也有可能在國際以及央地關系這兩個層面弱化中國的國家統一。文化信息的全球流動以及“多元文化”可能侵蝕國家的政治文化凝聚力。各地人員的高速流動還可能令有組織的恐怖活動從地方向各地滲透,一個原來的“天下”問題會因此變成現代的“治國”問題之一。

          國家權力下鄉重塑了“齊家”,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則重塑了“平天下”,與此相關的一系列問題如今都融入了“治國”;很自然,當今的“治國”也就變化重大。但“治國”本身也面臨挑戰,正脫胎換骨,也必須脫胎換骨。

          在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下,借助了強有力的中央集權傳統,面對中國革命中形成的黨內軍內的“山頭”,新中國建立后僅4年半,中央人民政府就撤銷了基于根據地歷史和各野戰軍獨立或聯合作戰形成六大行政區,將統掌一方黨政軍大權的地方大員均上調中央政府任職,完成地方軍政分權,由中央政府直接領導數量大增但面積、人口均大為縮小因此政經實力更小的行政區——省。

          借助強有力的中央集權,新中國獲得了超強的社會動員能力,建立了完整且獨立的工業體系,即當與外部聯系全部切斷時,仍能夠自我維持、自我復制、自我升級的工業體系。也在這一時期,中國強有力的方式完成了中國社會的整體文化轉型,從傳統人文側重向現代科學的側重。1960年代開始廣泛流行的“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就準確反映了這一文化變革。

          1978年后中國的改革開放同樣借助了中央集權,迅速啟動了經濟體制改革,在隨后的全球性經濟體制變革中,中國因此搶占了先機。中央集權事實上便利和強力推動了中央與地方的分權改革。

          為維護農耕中國的統一,歷史中國一直更多側重對各地“分而治之”,以行政區的“犬牙相入”予以制衡。如今隨著各地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聯系全面增強,各地民眾的國家認同總體而言已大大超過地方認同,這為跨省區的經濟合作和整合奠定了政治基礎。不僅相關地方政府積極參與,中央政府更是直接推動,最突出的如京津冀的協同發展,長三角的區域合作,以及粵港澳大灣區。

          中國國家治理能力在增強和擴展,但也面臨著一些新挑戰,會有試錯,制度變革或創新需要調適和磨合,還需要打破并重塑人們的預期或行為習慣。例如,“異地為官”曾是歷史中國的一項有效制度,除加強中央集權外,也有效隔阻了官員與其故鄉親友的聯系,非但能大大減少徇私腐敗,也更容易取信于其任職地的民眾。當今黨政官員異地任職的制度和實踐都更為嚴格細密,卻由于交通通訊便捷發達,全民教育,普通話普及,基層政治社會治理人員乃至專業人員(廣義的官員)數量激增,異地為官的實踐已無法收獲當年的效果。又如,為培養選拔邊疆民族地區的政治文化精英,明清的科舉考試都實行了優待邊疆地區的政策,曾收獲良好效果;由于當代各地人員大規模流動,以及利益分歧,這一政策的實踐就引發了一些質疑。

          這些信手拈來的例子表明歷史中國的家國天下問題仍然影響著有時甚至可能會規定著當代中國的治理。歷史中國的制度發源于這塊土地,針對的是這片土地上人們的問題,非但源遠流長,還會流向未來,無論我們的理想是否高遠,想象是否豐滿,心愿是否真誠,努力是否持之以恒,因為人性,也因為這片土地規定的格局,這就是所謂“以一代之方輿,發四千余年之形勢”。例如,從世界各國以及歷史經驗來看,沿海沿江地區經濟通常會更發達,那么僅東部臨海的中國各地經濟發展不平衡或收入差別的問題,就一定會比三面臨海的歐美更顯著。這就需要中國的制度性應對。從歷史中國的家國天下實踐中擠壓出來的這一視角,應當有助于我們理解和回應當代中國。

          未必僅限于理解。歷史中國曾涵蓋了多種文化,多元一體的中國在很大程度上因此可以視為自古以來一直在實踐著某種形式的全球化。這片土地上的制度和秩序一直必須以某種方式包容、兼容和整合——如果還不能說完全融合了——農耕、游牧、綠洲、高原文明以及初步的工商文明。今天的中國則正全力整合著現代工商科技文明。若將中國的實踐放在人類歷史長河中,那么這個多元一體的中華文明,這個中國,就是東亞這片土地上展開的一種全球化實踐!相對于人類歷史上各種帝國或政治體聯合的實踐,如聯合國或歐盟,視其為某種全球化實踐的話,可以說,歷史中國是迄今為止人類制度競爭中存活下來的最成功的實踐或實驗。我們不可能重復歷史,卻有理由記取這些經驗。

          僅僅是記取,并非恪守。在社會科學的層面考察、理解并尊重歷史,但我們沒有道德或法律義務遵循歷史。因為,即便歷史會極大程度地影響今天和明天,卻無法規定今天和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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