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主義全球化是一把雙刃劍
彼得·諾蘭
劍橋大學耶穌學院中國中心主任
劍橋大學崇華中國發展榮休教授
劍橋大學發展研究中心創始主任

引言

中國是最早將辯證法持續應用于社會經濟分析的國家。自公元前三世紀陰陽學派誕生開始，辯證式分析方法就一直是中國哲學的核心。針對資本主義的矛盾性，亞當·斯密（Adam Smith）和卡爾·馬克思（Karl Marx）做過兩種最為深刻的分析。他們都認為，資本主義在本質上就是一把“雙刃劍”。從古至今，資本主義競爭不僅帶來了巨大的利益，也產生了深刻的問題。隨著資本主義全球化時代的到來，利益被推向了新的高度，而危機也達到了新的深度，甚至威脅到人類的生存。

為了全人類的利益，全球性監管成為了一個“沒有選擇的選擇”，否則就談不上可持續的未來。然而，全球性監管仍處于挑戰重重的起步階段。人們在各自的國家生活，有著各自的身份和利益。只有處理好發達國家10億公民和發展中國家約60億公民之間的關系，才有可能通過必要的合作來監管“瘋狂的資本主義”。中國已成為全球政治經濟的重要部分，并將以全世界人民的利益為本，在對全球監管的長期和逐步探索中發揮自己的核心作用。

資本主義的理性

自古以來，不論在東方還是西方，為追逐利潤，人們都不可避免地會在擴張市場的同時行使個人自由。這股力量（即，資本主義）激發了人類的創造力和進取心，帶來了巨大的利益。自上世紀80年代進入全球化時代以來，資本主義不斷擴大范疇，收益劇增。

工業革命前，中國的市場競爭和創新

亞當·斯密曾用“看不見的手”的著名比喻，生動地說明了競爭性市場經濟的運行規律。他認為，這只“看不見的手”不僅可以刺激企業通過專業分工和等價交換來提高生產效率，還可以刺激技術進步。但他也同樣明確地指出，當市場失靈時，政府必須主動伸出“看得見的手”來保護社會的整體利益。

除了建立和平、維護法制外，政府的第三項職能就是建立和維護某些公共機關和公共工程。這類機關和工程對于一個大社會當然是有很大利益的；但就其性質而言，若由個人或少數人辦理，所得利潤必不能償其所費。因此，這種事業決不能指望個人或少數人出來創辦或維持。并且，在社會發展的不同時期，開展這項職能所需要的費用也有很大差異（亞當·斯密，《國富論》）。

從漢代到19世紀初，中國的技術進步一直都是“看不見”的市場競爭之手與“看得見”的國家干預之手積極配合和共生的結果?！斑x賢任能”的官僚主義傳統始于漢代，并于唐代發展型。官場科舉制度著重考察儒家經典和中國歷史，強調實用主義和實際問題的解決，以保障廣大人民的福祉。正由于該體系以道德為核心，因此其正當性得到了廣泛的認可。

中國的政府機構對確保市場經濟的繁榮起到了關鍵作用，其維護了一方廣闊土地的和平統一，通過專業分工和等價交換來促進經濟發展；大力興修水利基礎設施；避免和緩解饑荒；支持編撰百科全書和教科書來傳播最佳的實踐知識；踐行法律制度來保護生產者和交易者的財產權；并確保物價穩定。

傳統的中國經濟達到了高度的城鎮化水平，而國內貿易量更是遠超過整個歐洲的總和。此外，中國南海上的貿易也呈現興旺之勢。受企業間競爭的影響，市場經濟充滿活力，推動了長期的技術進步。在18世紀前的2000多年間，中國一直是引領世界技術進步的中心。國家的長期統一、穩定和明智的政府行為推動了長期的技術進步，并最終從根本上促進了歐洲在文藝復興后期的技術發展。

工業革命以來，西方的市場競爭和創新

18世紀的英國工業革命改變了世界。在此后的200多年里，全球創新一直為高收入國家的企業所主導。上世紀80年代后，人類加快了科技進步的步伐，而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提出的分析過程也被提升到了一個新的高點：

 “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所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機器的采用，化學在工業和農業中的應用，輪船的行駛，鐵路的通行，電報的使用，整個大陸的開墾，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術從地下呼喚出來的大量人口――過去哪一個世紀曾料想到，在社會勞動里蘊藏有這樣的生產力呢？”

在各個產業領域中，都有一小批“集成”公司占據了各自行業的“制高點”，并在全球市場上占據一半以上的份額。這些集成公司會在供應鏈上形成“瀑布效應”，迫使供應商大規模整合。正是大型“集成企業”之間及其供應鏈上各領軍企業之間激烈的寡頭競爭推動了技術的進步。每年，全球前2500家企業的研發經費高達7500多億美元，而其中全球500強企業就占到了總數的82％。換言之，在21世紀初，這500多家企業就是全球創新的核心。

金融市場的自由化與發展

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國際資本流動的自由化導致外國直接投資大幅增加。發展中國家實現了快速現代化，充分體會到了“后來者的優勢”。

在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時代，并購活動呈現爆發式增長。一小批巨型的金融企業涌現出來，為全球的非金融類企業提供關鍵性金融服務。這些企業的優勢包括：在采購信息技術系統時享有規模經濟效益，可以在多個經濟體內分攤風險，并且能夠吸引高素質人才。前四大銀行的資產托管業務占到了全球總量的81％，前十大金融公司的外匯交易量占到了全球的67%，而前二十大銀行的投行收入也占到了全球的62%。

全球銀行在拉美和東歐開展了大量的收購，主導了整個金融行業。2004年，《金融時報》的首席經濟評論家馬丁·沃爾夫（Martin Wolf）寫道：“外資銀行比例較高而國有銀行比例較低的國家更不容易發生金融危機，這或許是因為外資銀行受到更嚴格的監管或能更好地對抗草率放貸的壓力?！睌祵W建模技術的進步大大提高了金融機構的風險評估能力。而隨著大量的新型金融產品的誕生，風險被深深地植入了金融體系之中。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認為，全球金融體系已經“厚實”到了幾乎堅不可摧的程度。

資本主義和人類自由的擴展

擺脫大自然的束縛。技術進步如此之快，以至于按照每桶70美元的價格，石油和天然氣儲備將“取之不盡”。來自市場的壓力使得單位最終產品生產所需的一次能源量大幅降低。巨型汽車、卡車、火車、飛機和船只制造商之間的寡頭競爭推動了交通技術的高速發展，大大降低了人員和貨物的運輸成本。而大型IT企業之間的寡頭競爭也催生了電信革命，在實現電信功能質的飛躍的同時，不斷降低電信的實際價格。

擺脫貧困。發展中國家的人口從1980年的36億增加到2015年的62億。而世界人口中每天生活費不足1.90美元的比例卻從1990年的35％降至2013年的11%。此外，低收入國家的人口平均壽命從1990年的50歲延長到了2015年的62歲，而同期，中等偏低收入國家的人口平均壽命也從60歲延長到了68歲。之所以能取得這些成績，應歸功于醫療設備和藥品技術、食品生產技術（包括改良種子和耕種設備）、旨在有效傳播知識的信息技術，以及旨在減少浪費的食品配送系統和加工技術的進步。

擺脫不平等。自上世紀80年代起，發展中國家的GDP增速明顯超過了發達國家。1990至2016年，發展中國家占全球GDP的份額從36%增加至58%。1988至2011年，衡量收入分配的全球基尼系數從72.2下降至67.0，而產出和收入的增速差異就是造成基尼系數下降的主要原因。同期，每人每天平均收入在2至16美元的“中間階層”占全球人口的比例從23%上升到了40%

四海一家。在資本主義全球化時代，世界朝著互聯互通、四海一家的目標迅猛前進。這也正符合馬克思對資本主義全球化進程的觀點：

 “不斷擴大產品銷路的需要，驅使資產階級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須到處落戶，到處創業，到處建立聯系。資產階級，由于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狀態，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來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賴所代替了。物質的生產是如此，精神的生產也是如此。個別國家的精神創造成為了共同財產?！保R克思和恩格斯，《共產黨宣言》）

國際貿易占全球生產總值的比例從1990年的38％上升至2015年的59％。大企業在市場、所有權、管理和內部溝通語言方面都日趨國際化。資本主義全球化讓全世界人口有了一種共同的文化。2008年北京奧運的口號是：“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很難想象在這樣的世界里會存在重大的國際沖突。

資本主義的非理性

資本主義帶來的自由是一把雙刃劍。在全球化時代，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不斷加劇。人類利用市場機制擺脫了根本的束縛，將自身能力提升到了新的高度，但與此同時，他們也一步步地失去了對自己創造的社會結構的控制。正如馬克思的分析，這種內在矛盾被推向了新的高點：

 “擁有龐大的生產關系和交換手段的現代資產階級社會就像一個魔法師一樣，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術召喚出來的魔鬼了?！保R克思和恩格斯，《共產黨宣言》）

隨著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推進，越來越多的人想要引用查爾斯·狄更斯在《雙城記》中的經典開篇：

 “這是最好的時代，這是最壞的時代，這是智慧的時代，這是愚蠢的時代，這是信任的時期，這是懷疑的時期，這是光明的季節，這是黑暗的季節，這是希望之春，這是絕望之冬，我們擁有一切，我們一無所有”

環境

蕾切爾·卡森（Rachel Carson）曾警告，若人類仍將自然環境視為一種可利用的資源，而無法意識到自己也是這個復雜生態系統中的一部分，則必將產生毀滅性的后果：“哪種文明能在不破壞自己的情況下對生命無情地開戰，而不會喪失被稱為文明的權利？……‘控制自然’是一種傲慢的說法，它植根于尼安德特人時期的生物學和哲學，當時人們以為自然界只是為了人類的便利而存在的?！保ā冻良诺拇禾臁罚?。然而，她最懼怕的事情成為了現實。人類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破壞自然生態系統。1970至2012年，世界自然基金會的地球生命力指數下降了58％。若不能扭轉物種滅絕的趨勢，到21世紀末，人類將只能迎來一個“孤獨的時代”。

1990至2013年，全球能源消耗量增加了54％，其中超過五分之四來自化石燃料。1990至2014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了60％。高收入經濟體陷入了恣意生產和消費化石燃料的模式。在高收入經濟體中，一次能源的人均消耗量達到4800千克，而這一數據在中等偏低收入國家僅為640千克。按今天的模式，若中國和印度達到與工業化國家相當的人均收入水平，其能源需求將超出全球能源稟賦和地球生態系統的同化能力。

全球商業革命

商業力量主要集中在高收入國家的企業手中。在發展中國家的現代行業中，有很大一部分產出都是由高收入國家的企業生產的。在全球對外直接投資總額中，發展中國家的公司僅占21％。在全球排名前一百的跨國公司中，只有五個來自發展中國家。在《金融時報》財富五百強企業中，高收入國家的企業占到了總市值的86％。來自中低收入國家的財富五百強企業大多集中于四個行業（金融服務業、電信業、石油和天然氣、建筑業），并且多是在國際競爭中受到高度保護的國有企業。

幾乎所有行業的價值鏈上游都被發達國家的企業所占據。舉例而言，在全球排名前35位的航空航天企業中，只有一家來自發展中國家；同樣，在全球排名前40位的汽車裝配和零部件企業中，也僅有兩家來自發展中國家。研發支出基本都來自高收入國家的企業。在按研發支出排名的全球前2500位企業中，發展中國家的占比不足十分之一；而在IT軟件行業的研發總支出中，有超過四分之三都來自美國企業。

不平等

全球不平等。全球性企業對其總部所在國的依附度明顯降低。同樣，全球精英階層對自己出生國的依附度也越來越低。據估計，世界最頂尖的1％人口拿到了全球收入的28％。世界排名前1％的成年人口擁有全球一半以上的財富，前10％的人口擁有近90％，而排在后50％的人口僅擁有不到1％的財富。在資本主義全球化的今天，財富分配不均已經達到了如此令人難以置信的程度，值得我們深思。

高收入國家內部的不平等。隨著科技的進步和進口消費品的實際價格的下降，高收入國家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然而，全球化使得發展中國家開放了大量的廉價勞動力，均衡各國工資和工作條件變得更加困難。與此同時，信息技術的革新淘汰了一大批低技術崗位，而對服務業的非技術型工種的需求卻在激增。在全球化時代，高收入國家內部的收入差距也在顯著擴大。

發展中國家內部的不平等。在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只有一小部分人口從事現代產業。非農業勞動力大多從事“非正規”行業，因此會面臨就業機會不穩定、社會福利低或缺失、工作條件通常較為危險、不受工會保護等問題。在越南、菲律賓和印度尼西亞，非正規就業約占全部非農業就業的70%；而這一數字在印度甚至超過了80%。在“劉易斯（Lewis）拐點”階段，農村可以提供無限量的無業勞動力，導致非技術型城鎮工人的實際工資增速受到根本性限制。1990至2013年，亞洲發展中國家的收入分配基尼系數從0.37上升至0.48。

金融業

馬克思曾提出，銀行業集中會給實體經濟造成危險：

 “再談談集中!那種以所謂國家銀行為中心，并且有大貸款人和高利貸者圍繞在國家銀行周圍的信用制度，就是一個巨大的集中。它賦予這個寄生者階層一種神話般的權力，讓他們不僅能夠不時地消滅一部分產業資本家，還能以一種非常危險的方式來干涉實際生產——而這幫人既不懂生產，又同生產沒有任何關系?！保R克思，《資本論》第三卷）

上世紀80年代以后，全球銀行巨頭不斷迫使西方金融當局放寬對金融行業的管制。經濟學家和政策制定者都認為，金融體系本身具備自我監管的能力，只需要利用中央銀行的利率政策略微體現貨幣政策的影響力，就可以實現經濟體系的穩定。但事實上，金融市場有著內在的投機傾向和資產價格泡沫。貨幣擴張內生于經濟體系，而一旦投機啟動，有力的正向反饋就會推動市場越走越高。在80年代后的高收入經濟體中，資產價格的泡沫和信貸的爆發式增長是共生的。西方政府并不愿意“在酒宴正酣時撤走酒杯”，這樣會激怒有房有產的選民，影響選票。名義上，獨立的中央銀行只需要按指示關心消費者物價通脹，而不必關心資產價格的通脹。而針對前者所做的決策使得金融機構能夠利用資產價格的上漲為自己和客戶賺錢，因為他們深信，資產價格上漲是一種“單向押注”。大規模的債務重組和出售意味著債務已經廣泛散布于整個經濟體系，大大降低了西方財政體系對金融危機的防御能力。

2008年，西方金融危機爆發，推翻了“市場原教旨主義者”提出的“金融市場只需稍加監管便可自我糾錯”的觀點。人們本應從危機中看到，國際金融市場已經發展成了一只怪物，必須加以控制。然而，西方政府的應對政策卻集中在利用貨幣政策來重新觸發金融危機期間被刺破的資產泡沫。中央銀行大量購買國債，并將政策利率壓低至幾乎為零的水平。此舉對資產價格的影響大致符合政策制定者的預期。2016年，美國股市市值遠遠超過了危機前的高點。房價恢復上漲，而債券價格也在購買狂潮的推動下大幅上升。日本的債務占GDP比例超過了400％，英國達到250％，美國達到230％。然而，此舉對實體經濟的影響卻遠低于期望值。高收入國家并未回到危機前的增長軌跡上，且很有可能再次爆發金融危機。

結論

現代資本主義全球化始于上世紀70年代末。隨著全球資本主義這頭“野獸”的不斷壯大，人們必須建立一個道德框架來約束其行為，以防止其吞噬掉自己的創造者——人類。國際合作是解決資本主義全球化矛盾的唯一出路。資本主義制度是人類集體智慧的產物，而如何施展這種智慧則是由道德決定的。道德是指引人類歷史進程的“北極星”。亞當·斯密指出了一個殘酷的現實：個人對“財富和權利”的追求會觸發激烈的市場競爭。但他也認為，對其他社會成員的“仁慈”是維持社會穩定、和諧的基礎。

 “正是這種多同情別人和少同情自己的感情，正是這種抑制自私和樂善好施的感情，構成了盡善盡美的人性；唯有這樣才能使人與人之間的情感和激情協調一致，在這中間存在著人類的全部情理和禮貌?！保▉啴?/em>?斯密，《道德情操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