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人類的未來和全球文明間合作的思考
弗拉基米爾·亞庫寧
文明對話研究院主席
“文明對話”世界公眾論壇創始主席

摘要

在當代全球化的背景下，全球社會經濟發展在經濟和政治領域都受到了限制。缺乏對文明間差異的思考，導致了全球動蕩頻仍。而人類穩定發展的基礎之一就是核心價值觀的多元化，正是這些價值觀促進了不同文明間和諧發展。

表面看來，當今世界已經從文明沖突轉向了文明對話。但是我們這一代人尚需在理論和行動上將這一轉變落到實處并使其發揮效力。通過采取對話的方式，我們不斷探索人類轉型和文明間合作的發展方向。我們也重視公民論壇在國際決策進程中發揮的日益重要的作用。此類決策建立在價值觀的基礎之上，凸顯了人的主體地位。

具體而言，中國提出了“一帶一路”倡議，邀請所有參與國共享發展成果，并將在此過程中推動所有國家之間文明、文化、傳統和政府工具的多元化。我們對這一倡議表示支持。只有當所有參與者都認清了各自的利益，并且認識到這些利益可以實現，才有望建立起令各方滿意的多元價值觀和秩序感。

我們認為，有效且有包容性的“全球治理”應建立在“全球文化合作”的基礎之上，因為在打造真正的命運共同體的過程中，時刻體現了平等、多元、包容和互相尊重等價值觀。

全文

引言和致謝

首先，感謝郝平先生邀請我參加今年的北京論壇。巧合的是，首屆羅德論壇于2002年舉行，而在次年就舉辦首屆北京論壇。

我從北京論壇創辦伊始就一直在關注它，北京論壇每年的主題都涉及到了最重要的話題，包括全球化加速時代的發展和世界文明的多元化等。這些歷屆主題都清晰地體現了通過和平融合與文明合作來保衛和豐富人類進步的目標。

在今天的演講中，我想要延續這一思路，討論人類的未來以及全球文明間的合作。

世界的面貌正在發生變化

亞洲的重要性日益提高。在經濟發展方面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亞洲在經濟發展和貿易方面發展迅速，我們來看一些令人欽佩的數據：1970年中國的GDP位列全球第十六名，而到了2016年中國躍居全球第二，日本則位列第三。

在整個亞洲，商業活動都在蓬勃發展。全球百強上市公司中，有28家來自亞洲，而在2006年僅有11家。去年全球百佳CEO中有9名來自亞洲。

經濟發展也帶來了社會變化?，F在的亞洲已不再是廉價勞動力和低生產成本的代名詞。亞洲國家正在努力建立“創新型經濟發展”模式。目前，亞洲擁有巨大的國內消費市場，其中包括電影產業和技術產業等成熟行業。此外，中國不僅是全球農業大國之一，而且在生物技術等新興市場也擁有著廣闊的前景。

亞洲強勁的消費市場面對的主要是新一代公民：他們受過良好教育，生活富足，擁有最先進的技術產品，并使用因特網和移動通信等最新技術。這些“新公民”思想更加開放，并且已經參與到了全球化進程之中。他們對如何發展“世界秩序”有自己的想法，但是在媒體、外交和教育等“符號權力”方面，他們的影響力仍然不如西方那樣強大。

沒有全球政府的全球治理？

世界的互聯互通日益緊密，這意味著我們亟需建立一種新的秩序、一種新的全球治理結構。一些專家認為全球治理應當包含一套復雜的機制和機構，它們會自行出現。也有人認為我們需要采取更加主動的方式。

全球治理在經濟和金融等不同領域里早已屢見不鮮。比如，眾多的國際金融機構、復雜的監管規則等等，那么，它們的權力來源是什么，它們的存在根源又是什么呢？

我認為，國家或許是它們唯一的權力來源。如果確實如此，那么我們就不能被動地等待新的世界秩序和全球治理形式的形成。我們不僅需要全面檢查全球的活動，而不僅僅是經濟活動，還應該建立適當的治理機構來處理國際關系。我們需要考慮經濟、政治、文化、生態等一系列的問題。

 “我們”是誰？誰應該為變化負責？

目前全球治理的參與者有哪些？國際組織、國際金融機構、跨國公司、倡導聯盟網絡，以及某些主要國家。但是誰才能夠真正地對人民的生活質量負責呢？事實上只有國家政府。但是目前這些國家政府真的有機會影響“全球日程”，從而保護本國的利益及其公民、社會和文明的價值觀嗎？我對此表示懷疑。

當前的全球治理體系需要重建。為此，我們需要首先理解現狀，理清哪些變革需要優先處理。而實現這些變革的責任應該分解到各個國家。國家政府和國際組織應該制定框架結構和規則來引導這一進程，之后創立或改革必要的機構來實施新的全球治理日程，并在最后成立相關機構。這是一項極端復雜的工程，需要堅定的意志和高超的智慧，還需要國家之間透明和公平的合作。

新理念、新主體

現在，我要提出一個新的全球治理觀念，即：全球文明合作。

何謂“全球文明合作”？

簡單地說就是引入新的優先事項：“發展”、“人類”、“生態”等，而不僅僅是“增長”。

在這個新的權力再平衡系統里，仍然需要各國來負責改變世界的發展方向和優先發展內容。這意味著需要建立新的合作機制并達成共識。

為此，我們需要先接受一個現實：有的國家將會成為倡導者，起到領導作用，它們可以被稱為“文明之聲”或者“文明國家”。它們將會在地區和全球層面上開展活動。金磚國家正是這一理念的良好佐證。通過相互合作以及與其他國家的合作，金磚國家積極承接共同項目（比如“一帶一路倡議”），擔負共同責任。在這種情況下，對話就成為合作的主要原則。

但是，國家不應是貫徹這一理念的唯一主體。

倡導聯盟網絡集公民、大學、智庫、非政府組織和跨國公司之力，有望成為國家政府的良好合作伙伴，與政府和國際機構共同形成驅動這一理念的“三駕馬車”。高水平和高質量的對話也有助于維護權益，共擔責任，開發制約機制，匯聚全球智慧。而最后一點也是我選擇在北京論壇首次提出這一理念的原因所在。

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