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是增進國際理解的動力
畢杰恩
洛杉磯加州大學校長

今天，我要重點談談席卷全球學術機構的一場深刻變革；那就是全球大學之間越來越廣泛的協同與合作。

首先，我介紹一下自己。我人生的大部分時間都花在了學術上——我當過學生、科學家、教授?，F在，我的身份是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的校長。

學術圈以外的人往往會有一種先入為主的假設，認為大學從骨子里就抗拒改變。然而經驗告訴我，這僅僅是假設而已。

21世紀的學術機構決不會一直原地踏步。我們的發現探索、教學內容、教學方式是推動大學生活的重要力量。而它們始終在變化，始終在進步。

作為神經系統科學家，我曾研究發現，每一個解答過的問題都會再衍生出一組新的問題。延伸出來的知識又會延伸出更多的知識。

知識和想法就是學術界的財富——這點大家都知道——但今后，知識和想法將逐漸突破國界限制。

學術界一直致力于促進國際合作——他們跨越國界去尋找研究伙伴、接收交換生、應對共同挑戰。

說到學術界及其成員對國際事務的影響，例子真是不勝枚舉。

19世紀20年代，查爾斯·達爾文在愛丁堡讀大學期間，結識了來自蘇格蘭和英格蘭的許多地質學家、動物學家和醫生。他還參加過美國鳥類學家約翰·詹姆斯·奧杜邦開設的系列講座。幾年后，這位年輕的英國紳士又乘坐貝格爾（Beagle）號前往南美——開啟了一次永久改變人類科學世界觀的探險之旅。

1901年，第一枚諾貝爾醫學獎的獲得者是一位德國醫生，他在使用血清治療傳染病方面取得了杰出成就。他的研究伙伴中有一位日本醫生，其后來在日本陸續成立了幾間新的研究所，還在慶應義塾大學開設了第一所醫學院。

20世紀60年代初，加利福尼亞州開放了三所新的研究型大學，其中就包括加州大學圣迭戈分校。參加過原子彈研發的物理學家約克博士（Dr. Herb York）出任了圣迭戈分校的首任校長。后來，約克博士一直極力倡導控制軍備和禁止核試驗，并取得了有效的成果。

可見，全球學術界一直有利用自身軟實力，在世界舞臺上發揮重要作用的先例。

而在我看來，今天與過去的不同之處就在于學術聯系的規模和速度。

其實，不僅是UCLA，全世界所有的大學都是如此。但我最熟悉這所學校，所以還是想約略介紹一下UCLA近來的活動。不過，真的只是約略介紹而已。

今天，我們在此聚會的同時，UCLA正在組織學生去喀麥隆雨林采集數據采集，以便加強對重要自然資源的保護。

在哥斯達尼加，一位UCLA教授正在開展猴群研究，不斷改變我們對動物之間互相學習和交流方式的認知。

在南非，一位UCLA的學生企業家正在推廣低成本的太陽能燈，以取代危險的煤油燈。

當然，這種學術聯系是雙向的。

此刻在北京，UCLA的醫生正與北京兒童醫院集團和福棠兒童醫學發展研究中心的同事一起，努力改善全中國患病兒童的健康、福利和幸福。此外，北京大學-UCLA理工聯合研究所也將于明年迎來自己的10周歲生日。

在洛杉磯，UCLA開展了夏令營活動，讓近100名中國本科學生來到UCLA，接受我校教授開展的為期10周的密集培訓。此次活動就是要將他們培養成研究生學者。

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但都說明一點：在當今世界，研究和學習以及這些研究和學習成果的傳播，是沒有國界的。

放諸全球如此，在國內也是一樣。在加州，UCLA的身影決不只出現在自己的校園里。你可能很難在加州找到任何一個社區——不論城鄉、貧困或不太貧困——是完全沒有得到UCLA的研究或獎學金支持的。健康領域如此，科技、工業、藝術……你可以想到的幾乎所有方面都是如此。

同樣還是以UCLA為例。不難看到，有一些力量正將國際合作推升到新的高度。

我曾和一些UCLA學生交談過，他們都表示，愿意全力地融入全球社區。他們認為，作為未來的公民和領袖，他們不僅屬于自己的家鄉或加州，更屬于全世界。

這在部分程度上也要歸功于科技的進步。

上世紀70年代初，我剛從斯坦福畢業時，校園里只有一臺IBM 360大型機。這臺巨大的機器被放在一間專門的機房里。

要使用它，學生得花上好幾個小時在卡紙上打孔編程。然后再將打孔卡放入讀卡機中，之后我們的計算機工作請求會列入等待表中。最后，我們要耐心地等上好幾個小時，甚至一整晚才能開始“運行”并完成我們的工作。

如今，UCLA的學生穿梭于校園，口袋里就裝著超級計算機。它們比早期計算機的性能強大一千倍，而且也不再需要獨立的機房了。

手機也一樣。只要在屏幕上輕輕地滑動幾下，學生們就能去到世界上的任意一個角落。這樣自然就能滿足他們的好奇心，有一種與世界連通的感覺。

UCLA的研究人員深知，人類面臨的很多挑戰都是全球性的——比如，氣候變化——因此也需要通過全球合作來解決。

此外，新的知識也不再獨屬于某個學校、州或國家，而探求新知識也成為了現代大學的核心使命。知識的獲取已經愈發“民主”，并將改變全球社會的格局。

隨著學生們對世界產生的好奇越來越多，而各項研究之間的交叉性也越來越強，像UCLA這樣的研究型大學須認識到，自己應樹立全球公民的使命觀。

兩年前，UCLA開展了“抑郁癥大挑戰”項目，通過全方位的大規模行動來對抗抑郁癥這一威脅腦部健康的致命疾病。

全球有3億多人罹患抑郁癥。僅在美國，因抑郁癥喪失勞動力而造成的損失就高達數十億美元。而在世界范圍內，抑郁癥更是給人類帶來了無法估量的痛苦和傷害。

在研究腦部健康問題時，我驚訝地發現，人們尚未意識到抑郁癥可能是人類的頭號健康大敵。

UCLA有機會、也有義務集中各項資源來對抗抑郁癥?！耙钟舭Y大挑戰”項目包含一系列活動。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來自精神病學、心理學、計算機科學、經濟學、世界藝術和文化等25個科系的100多名UCLA研究人員開展的合作研究。

“抑郁癥大挑戰”希望能夠轉變抑郁癥的檢測、診斷和治療方式。

回到我們今天談論的內容。

研究出新的方法來檢測和治療抑郁癥及相關病癥后，我們首先會應用到自己的社區。

但最終，我們的目的還是將有關抑郁癥的所學所得傳播至全世界的各個校園、社區和國家。

事實上，我們已經開始了全球合作?！耙钟舭Y大挑戰”中有一個關鍵研究人員是英國人。他曾是牛津大學的人類遺傳學家，目前已加入UCLA，并在開展一項面向10萬人的抑郁癥遺傳相關性的研究。

在治療方面，我們的首席心理學家來自澳大利亞的塔斯馬尼亞，而針對輕度抑郁癥的在線治療方案也是由一位澳大利亞的科學家開發的。

我想透過這個例子說明一種合作精神，它讓當今的國際學術界充滿活力。一流的研究型大學幾乎都在以這樣或那樣的形式來應對國際挑戰，而依靠的就是這種合作精神。

這些大學開展的合作可能是機構層面的，也可能只是在單獨的研究人員層面。全世界的教授和研究團隊還在不斷地開辟合作探索的新路徑，以增加和擴大知識交流的網絡。

就像之前說過，這種學術聯系不再是什么新鮮事。早在十九世紀，加州大學的第一筆大額捐贈，就是給亞洲語言學教授職位的。

在1910年對美國大學所做的一項研究中，作者預言：“一種新的大學模式正在形成，而其已在加州初現端倪。它將比州立大學或國立大學規模更大、更有影響力。這就是未來的國際大學?！?/p>

在之后的一百多年里，每過十年，就能更加印證這個預言的先見之明。這就是現代研究型大學的發展方向——具備國際精神，并了解學術合作的軟實力會對人類的集體認知產生何種深刻的影響。

我想，正是這樣的精神使你我聚集于此。我很贊佩大家都愿意承擔如此重要的使命。

但我們還不能沾沾自喜。雖然談的是國際學術界，但我們在自己的國家還有很多工作要做。

未參與到全球合作當中的人，往往不能認識到它的重要性。批評家時常發問：“我們為什么不能把研究資源全用在自己的國家或地區？我們為什么要接收外國學生？”

我們需要面向所有人來解答這些疑慮。我們必須提倡，在全球背景下探索人類的挑戰，因為由此建立的知識也終將幫助我們解決好本地挑戰。

我們也要提醒學術圈以外的人，只要做得合理、公平和恰當，外國學生的加入反而會給所有學生的校園生活增添幾分活躍的色彩。

外國學生能夠透過全新的視角來看待這個世界，而這將有助于加強各國之間的互諒互解。

招收適當比例的留學生可以讓加州的年輕人有機會結識在不同歷史和觀念背景下成長起來的外國同學，并與之互為借鑒和補益。

受到經濟和其他條件的限制，許多UCLA學生不能在校園時代跨出國門學習。那么，前來留學的國際學生就將為他們填補上教育經歷中缺失的這一部分。

這些經歷將造福所有學生，讓他們做好準備去融入一個連接更加緊密的世界，并獲得成功。

最后，我還有一點想說。

大約50多年前，當時的加州大學校長Clark Kerr曾在哈佛大學做過一系列演講，并廣為流傳。

在演講中，Kerr介紹了大學是如何從柏拉圖學園發展為后來的牛津和柏林模式，再一路進化到學科高度細分的現代“綜合大學”的。他認為，“綜合大學”將成為今天大多數一流的研究型大學所采用的模式。

不過，在Kerr那個時代，他所說的“綜合大學”往往會被誤解——同樣，今天的人們也往往不能正確地理解我們所說的充滿活力的、有國際格局的研究型大學。

正如Kerr在演講中所說：

引用如下

 “面對如此偉大的變革，很多人覺得遺憾……部分人表示接受……但只有少有人會為之欣喜……”

 “但它應該得到所有人的理解?！?/p>

結束引用。

同樣地，我相信眼下最重要的任務，就是讓人們盡可能廣泛而深入地了解，在世界頂尖大學之間開展合作的價值，當然還有必要性。

這是屬于我們這個時代的力量，需要得到所有人的理解。

感謝您的聆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