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身處的歷史體系正在經歷一次結構性危機。這次危機不僅僅只是一次通過集體政策的調整便可恢復的周期性衰退，而是500年一遇的危機。

我將我們所處的歷史體系稱之為“現代世界體系”，它的具體形式是資本主義世界經濟，16世紀形成于包括歐洲大部分地區和美洲部分地區在內的一個地理區域之中。

到19世紀末，這個體系內部持續地理擴張的動力導致其將整個世界納入進來，并因此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形成了一個單一的全球體系。

在我看來，資本主義體系的定義性特征不是雇傭勞動，或者以牟取利潤為目的的市場或企業家，這些特征在歷史上廣泛存在，而是這樣一個真實存在的特征——為獲得更多資本而 進行的無止境的資本積累。

一些機制存在于體系之中并嚴厲懲罰那些試圖按照其他價值觀念進行操作的行為主體，這些不循規蹈矩的行為體遲早將被踢出體系之外?，F代世界體系中的眾多制度都是為了促進這種無止境的資本積累。

就英文中所謂的“實質理性”（substantive rationality）而言（實質理性是對韋伯所提出的 materielle Rationalit?t概念的誤導性翻譯），為獲得更多資本而進行的資本積累是相當不理性的。當然，就韋伯所謂的形式理性而言，作為一個能夠在足夠長的時間內良好運轉的體系，資本積累又是相當理性的?，F代世界體系已經持續了大約500年，并且在其為無休止資本積累所提供的指導原則方面，這一體系無比成功。然而，這一體系在此基礎上的持續運轉現在卻走向了終結，資本主義甚至在形式上也開始變得不理性。

資本主義體系在現實中是如何運轉的呢？所有體系都是存在波動的，也就是說它們將持續地偏離其均衡點。但是，在所有體系內部都有將這些體系推回（移動）均衡狀態的機制，只要這種回歸均衡的壓力依然存在，而且大于任何偏離均衡的力量，該體系就可以被認為是 正常和成功的運轉。

在現代世界體系中，類似的機制有很多，但其中尤為重要的兩個是：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和霸權周期。這兩個周期有效地維持了現代世界體系的均衡，并使該體系的歷史發展成為可能。

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的主要特征是一些生產商獲得了準壟斷地位，這使得他們能夠按照遠高于成本的價格出售商品，這一特征使得在該周期的第一階段出現了大量的資本積累。當產品的市場競爭變得激烈后，購買者總是能夠找到愿意低價甚至虧本出售的產品，因此，真實利潤的獲取需要對自由市場加以限制。

建立準壟斷地位需要兩個條件。第一，產品必須有滿足需求的創新之處，必須是真實或社會創造的，必須有大量的意愿購買者。第二，準壟斷地位需要維護者。至少有一個強大的 國家愿意運用國家實力和權力限制其他Th產商進入世界市場。

依據定義，如果準壟斷狀況形成，市場將無法擺脫國家的干預而獲得自由。準壟斷性的產品是“主導性產品”（leading products），即它們通常涉及到了世界體系中的大部分經濟活動，包括其上游和下游的生產鏈。準壟斷促進了整個世界經濟的“增長”，而且通常會帶來較高的全球就業。

當然，世界體系中的一些地區和一些集團要比其它地區和集團做得更好。但是，大多數人和集團會在這一增長時期因“水漲而船高”，并因此將這一時期視為“繁榮”的時期。

國家通過多種方式充當維護者的角色。國家可以采取法律手段確保壟斷地位，也可以通過對知識產權保護的手段，其中最簡單的方式就是專利權的授予。此外，國家可以為研發直接提供資金補助，可以自己成為主要的購買者并通常按較高價格進行采購。更有甚者，國家可以通過其地緣政治實力保護類似的準壟斷生產商免受其他國家生產商的沖擊。

然而，康德拉季耶夫周期是一個循環周期。準壟斷狀況不可能永久持續，隨著時間推移，所有的準壟斷狀況都會自我終結。一個簡單的原因是：準壟斷的利潤豐厚，因此其他生產商力圖進入此世界市場以便分享利潤。它們試圖進入的方式有很多種。

它們可能會試圖竊取技術機密或模仿技術，可能會試圖使用其他國家的地緣政治力量來對抗這個準壟斷的維護國，還可能會動員維護國國內的反壟斷力量。

準壟斷地位的擁有者還會遇到另外一個問題。由于產品的高需求，罷工將給他們帶來巨大損失，因此，準壟斷地位的擁有者隨時會考慮對其雇員做出工資上的讓步，并將其視為一個至少在短期內相對損失更少的辦法。然而，長期而言，這些讓步導致勞動力成本的攀升，并以此壓縮了利潤空間。

其他潛在的生產商遲早會成功地破壞這種準壟斷狀態，這個時間通常是25-30年。隨著競爭的加劇，產品價格下降——這對購買者是個利好，但對商家卻產生了負面影響。從前擁有準壟斷地位的生產商該如何應對呢？

一種應對之法是將主要生產產地從“核心”區遷移到其他勞動力成本歷來相對較低的區域。這種方法是用低交易成本的優勢和更低生產成本的優勢進行交換。在那些被遷入的區域，這一經濟活動被視為國家的“發展”。事實上，所遷入的只是那些不再擁有巨大利潤的工業生產——這對遷入地區是個利好，但不是一個超級利好。

前準壟斷生產商還可以通過其他方式將損失降到最小。他們依然可以在核心區域生產一 些產品的零部件——那些更不容易被仿造或復制的零部件，他們可以用進一步的產業轉移和隨之而來的失業迫使工人就范，接受更低的工資水平。

他們還可以將投資從生產和貿易領域轉移到金融領域。今天，我們將這種遷移稱為“金融化”，這使之聽起來更像一個近期的創新，而不像在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第二階段中出現且已長期存在的一種現象。

正如布羅代爾（Braudel）（1979, III）指出，真正成功的商人不是那些在生產、貿易 或金融領域內有一技之長者，而是那些能夠在周期轉換的過程中抓住機會的全才。

在金融領域進行積累的主要方式是獲得利息補償的資金借出。貸款者從那些債務纏身且因此只能每年償還利息而非本金的借款者那里獲利最多。這種債務會因此持續增加直至借款者破產。

類似的貸款機制本質上只是將現有資本再次分配，并沒有創造出新的資本。由于破產速度快，通過金融貸款進行積累需要不斷尋求新的借款者。

雖然這些貸款對資金借出者利潤豐厚，但是從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的角度而言，它們卻產生了一些負面影響。這些貸款使得借款者大部分的收入必須被用于償還債務而非購買產品，并因此大量地減少了對生產的有效需求。金融貸款越多，有效需求被減少量就越大，體系重回均衡的困難就越大。

熊彼特（Schumpeter）（1939）解釋了恢復均衡（以及隨后的增長）在歷史上是如何發生的。在利潤周期的某個低點，某一“發明”轉化成了“創新”，并因此創造出一種被準壟斷化的新主導性產品，這為新一輪世界經濟擴張創造了基礎。

只有當資本家被置于一個“世界經濟體系”（即囊括不同國家的結構）之中時，企業家 才能成功地實現資本的無窮積累。正是企業家和國家之間的這種矛盾關系解釋了被稱之為霸權周期的資本主義體系的作用。

國家間體系中的霸權是指這樣一種狀況，在這一體系中一個國家能夠將有利于世界體 系秩序的系統層面規則施加給其他國家。無論是國家間戰爭或內戰、黑手黨組織勒索保護費、大面積的腐敗或者肆意蔓延的作奸犯科，混亂的無序狀況無疑都將給特定的組織或個人帶來巨額收入。但是，它們同樣也是資本積累最大化的一個障礙，主要因為其對基礎設施的破壞。

霸權給特定的霸權國家、企業家和平民百姓帶來了重要利益，且霸權所帶來好處的絕大 部分都是被他們所享有的，與此同時，其他國家、企業家和百姓被排除在此利益之外。這解釋了維持地緣政治權力的準壟斷狀態的困難之處。

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和霸權周期都是循環周期，而且是存在瑕疵的周期。 在每個周期循環結束時，體系并沒有回到起點。我們不能將周期第一階段體系真實價值的增長、地理范圍的擴張和商品化程度的增加簡單地抹去。那些從這些變化中受益者將極力阻止任何人這么做。結果只能是所得利益的減少，且僅僅是部分減少，體系停滯不前但不會倒退。我們將這個過程視為螺旋式上升，即前進兩步退后一步。體系最終確實回到了均衡，但這個均衡已經沿著主曲線向前發展，并表現出了若干種長期的趨勢。

在一個以某種現象為縱坐標，時間為橫坐標的坐標圖中，這些曲線緩慢地趨近于漸近線。當曲線越趨近漸近線時，體系就離均衡越近，但是曲線永遠無法和漸近線交叉。一旦這些曲線達到約80%點時，體系就開始大幅波動，并陷入混亂之中，最終曲線出現分叉。

此時便是體系的結構性危機時刻。結構性危機是一種使現有體系無法再回到均衡，并因此使其無法繼續運轉的危機。此刻便須要在兩種具有替代性的（且彼此對立的）新體系間進行一次集體“選擇”。

本質上而言，預測這種集體選擇的結果是不可能的，且這一選擇過程將持續一段時間。但最終，體系的發展趨勢會朝著某一新體系傾斜。

如何解釋為什么在現在這一時間點上現代世界體系如此偏離均衡以致達到了分叉點？這歸因于資本積累在資本主義體系內的運作方式。 其中，基本的方式是通過生產，在生產過程中企業家-生產商獲得產品價格和生產成本間的利差。

生產商如何最小化三種主要的生產成本——人力成本、投入成本和稅收？

人力成本在不同水平的勞動力中存在差異，包括非熟練和半熟練的勞動力、技術工人和 監管工人、高層經理。

就非熟練和半熟練勞動力而言，工會組織所推動的成本上升已經通過工廠遷移等手段得到解決，即在周期第二階段生產過程遷移到“歷史上”工資水平更低的區域。這些地方工資水平歷來較低的原因是工人主要來自于農村，在農村地區，他們的實際收入水平可能比所遷入的生產過程提供的工資更低，因此這似乎就形成了一個經典的雙贏局面。

然而，一旦所遷入工廠里的工人適應了他們新的生活狀況，并開始意識到他們的工資水平在世界范圍內（對比本地）而言是很低的，他們便開始通過組織工會尋求更好的條件。因此，成本遲早會變得過高，并導致新一輪的生產遷移。

這一過程在世界范圍內形成了棘輪效應，遷入目的地總比遷出地區多，或者至少不會比其少。主要的問題在于在過去的500年里，這種“遷移”已經在某種程度上耗盡了新的遷入目的地，這一點從過去50年里世界體系中成果豐碩的去農村化便可見一斑。

同時，管理人員的成本也出于兩個原因不斷上升。第一，空前規模的生產車間要求更多 的中級管理人員。第二，對抗低技術工種工人所組成的工會組織需要更多的管理人員。類似的管理人員不僅是高層經理在工作場合的盟友，而且還充當著積極進取以獲得晉升的標兵，并因此抵御非熟練工人的政治動員。

高層經理整體收入的增加同樣十分顯著，尤其在最近一段時期。企業結構的日趨復雜化被用以解釋這一收入增加的合理性，但是，一個根本原因是所有權和管理權的分離(Berle & Means, 1932)，這種分離使得高層經理將公司收入轉化成個人收入成為可能，并因此減少了公司股東的收入。

投入成本也同樣在增加。資本家盡其所能將成本外部化，換句話說，他們力求只為生產中的部分投入承擔成本。尤其顯著的是，他們（盡其所能）將生產中所使用或產生的有毒廢物的處置成本、原材料的再生成本以及基礎設施的（再）建設成本外部化。直到最近，類似 的成本外部化還被認為是正常行為，且幾乎并未成為權威機構所關注的問題。然而，這種政治氛圍已經發生了巨大的改變?，F在，我們為氣候變化而爭論，并要求“綠色”和“有機” 產品。成本外部化是一個正常行為的現象已然成為歷史。

關于有毒廢物處置爭論起源的一個簡單的解釋是：這個世界的大多數公共領域都幾乎堆滿了廢物，這些廢物對公共健康產生了顯而易見的影響。因此，聲勢浩大的新社會運動呼吁環境凈化。

此外，世界人口的大幅增加引起了一個關于自然資源耗竭或短缺的憂慮，這些自然資源包括能源、水、森林、魚類和肉類等。我們爭奪這些資源的分配權，并為這些資源再生成本的分配爭論不休。

最后，在世界市場上銷售產品需要交通和通訊，當今的交通和通訊已變得更加高效和迅捷。但是，由于交通和通訊基礎設施的建設成本也大幅增加，所以我們爭論誰應該為之買單——那些使用這些基礎設施的生產商或者普通大眾？

在此背景下，政府被要求在消除有毒廢物、資源再生和基礎設施建設上充當更重要的角色。然而，如若這么做，政府就不得不大幅增加稅收。為了控制這些政府行為的成本，政府堅持要求將這些成本內部化。但是，無論增加稅收還是要求成本內部化都會顯著地縮小企業的利潤空間。

最終，作為政府規模擴大和職能增加的結果，稅收水平上升。 每個人都想看到政府的這種變化，但都不愿分擔其成本。私人“征稅”也同樣增加，如官員腐敗和犯罪組織的勒索。更多的人參與行賄，黑手黨組織收取保護費的行為也更加猖獗。

然而，稅收增加的最主要根源是世界政治的民主化。廣受歡迎的社會運動敦促政府提供 教育、醫療和終生收入保障——這就是所謂的“福利國家”。隨著時間的推移，對上述福利 、的服務水平要求不斷升高，提出這些福利要求的地區也不斷增多。

1968年的世界革命——中庸的自由主義在地緣文化中統治地位的終結——導致了一場文化變革，并因此進一步擠壓了全球利潤空間。1968年世界革命的一個核心內容是革命參 與者反抗所謂的“老左派（Old Left）——本質上就是兩種世界社會運動，即共產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運動，另外再加上民族解放運動。這些運動在19世紀的最后30年和20世紀的前半頁緩慢地發展起來，但在這段時期的大多數時間里聲弱勢微。在1945年至1968年間，奉行所謂兩步走戰略的“老左派”運動——先獲取國家政權，再改變世界——突然之間在世界體系的大多數地區極為迅猛地發展起來。

增長往往發生在非比尋常的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第一階段以及美國霸權的鼎盛時期，這一事實并不是一個偶然。正如在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第一階段資本家向工人妥協以便避免罷工一 樣，霸權國家認為對“老左派”的讓步有助于維護地緣政治格局的相對穩定。 在可能的情況下，美國偏好通過談判的方式開展去殖民化進程。

所謂的第三世界和泛歐洲世界里的去殖民化有望鼓勵一個更加“溫和”的政治結構的 產生，事實上，這些去殖民化運動也確實短暫地產生了這樣的效果。到了20世紀60年代中期，“老左派”運動似乎已經在大多數地區實現了獲取國家政權的第一個歷史性目標（也就是兩步走戰略中的第一步）。

共產主義政黨統治了世界上三分之一的地區，這些共產主義地區當時被稱為社會主義陣營。社會民主黨派統治著世界上另外三分之一的地區——泛歐洲世界。到1968年，在幾乎所有的殖民地國家，民族主義運動興盛，民族主義者開始執掌政權。

然而，許多這些運動在獲取政權后都似乎變得“溫和” 了。受這些運動的影響，一種必勝的信念在當時的世界體系中盛行。這些運動的主導者大聲宣稱未來是他們的?，F代世界體系中的當權者害怕這些預言變成現實。

1968年世界革命中的參與者卻持有不同意見。他們并不將“老左派”的當權視為一種勝利，反而將其視為一種背叛。他們一針見血地指出：你們可能獲取了政權（第一步），但卻并沒有改變這個世界（第二步）。

如果只專注于1968年世界革命參與者那些冠冕堂皇的話語，而忽略地方的具體情況， 那么相關的分析似乎主要圍繞著三個主題。

第一個主題是關于美國霸權。美國過去并不被視為世界秩序的維護者，而是被視為帝國主義霸主，但卻是一個過度擴張且已變得脆弱的霸主。越南戰爭發Th在這一霸主的鼎盛時期，1968年2月的“春節攻勢”（Tet Offensive）被認為是美國軍事行動的喪鐘。

更有甚者，革命者指責蘇聯成為了美國霸權的合謀者。他們認為冷戰只是掩人耳目的假象，反映事實現狀的雅爾塔協議就是最主要的地緣政治現實。這種深度懷疑至少從1956年以來逐漸加深。在1956年的蘇伊士運河回收和匈牙利革命兩大事件中，兩個超級大國都沒有按照其冷戰中冠冕堂皇的承諾來采取行動。

1956年還是戈爾巴喬夫在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上發表“秘密”報告的年份，這份報告否定了斯大林的許多言論和政策。戈爾巴喬夫的報告在反映蘇聯權貴階層需求的同時，也導致了共產主義在蘇聯和世界各地的昔日擁躉幻想破滅。

第二個主題是關于“老左派”運動的，這些運動由于沒有在獲得政權后實現承諾改變這個世界（第二步）而受到廣泛指責。激進者認為必須反思這一失敗的策略并用新的運動取而代之。許多人認為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個很好的范例——極力主張清除“走資派”者位居黨政的最高位。

第三個主題是和那些“被遺忘”的人們有關——那些由于種族、性別（sex）、民族、 性態（sexuality）而受到壓迫的人，即以各種形式存在的另類人。在這一點上，“老左派”被認為和這個世界上的其他當權者一樣負有罪責。

一個事實是“老左派”運動全都是存在等級結構的運動，上述現象就是此事實的必然結果。 “老左派”運動堅定地認為在一個國家里只有一種運動是革命運動。這一運動給予某 一特定階級的斗爭以優先地位——在工業化國家（北方國家）里是階級斗爭，在世界其他地區（南方國家）里是民族斗爭。

“老左派”一直以來的立場是：任何采用自治戰略的團體都會破壞革命斗爭。類似的團體只有在黨的結構體系下被組織起來并服從自上而下的策略決策才是合法的。

在1968年，激進者堅稱所有這些團體的需求不能再遲遲得不到滿足，并給予所謂的主 要斗爭以優先地位。這些團體過去一直在反抗的壓迫和其他團體所面臨的壓迫一樣迫在眉睫。那些被遺忘的人群主要包括婦女、社會意義上的少數群體（種族、民族和宗教）、不同性取向者，以及對生態斗爭或和平斗爭感興趣的人。這些運動許多都變得更加激進。美國的黑豹黨當時就是一個顯著且被廣泛討論的例子。

1968年的世界革命（實際上是在1966年到1970年之間）并沒有導致世界體系的政治轉型。相反，在大多數國家里，這一運動被有效地鎮壓。隨著時間推移，這一運動許多參與者年輕時的激情已逐漸逝去。

但是，它確實留下了經久不衰的地緣文化遺產。中庸的自由主義者認為他們的意識形態方法是唯一合法的，但是，它們堅持這一主張的能力卻在這一革命運動過程中被摧毀。之前 沉默的正統保守主義和激進主義意識形態開始發聲，并再次追求一個自治的組織結構和政治存在。

中庸的自由主義現在不再被當做世界體系的主要治理意識形態。它的地位已經退化為三種意識形態中的一種?！袄献笈伞边\動作為一切形式的革命性變革的動員者而遭到破壞。起初的結果是右派在世界范圍內的大規模攻擊，這些右派被我們稱為“新自由主義”和“華盛頓共識”。

這其中涉及到了這樣一個呼聲，即恢復底層和弱小國家在1945年到1970年期間所獲得的利益。 除高層經理外的人力成本被降低，投入成本的內部化壓力減輕，稅收被大幅減少?！案＠麌摇备＠枨蟮闹С鋈绻麤]有被完全取消，也已經被大幅削減。政府官僚機構 被精簡，國有企業被私有化。較弱的國家也不再擁護“唯發展主義”和“進口替代”，而是 為出口而生產。

所有這些規則都是美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及其盟友來執行的。關于這一治理變革的口號是撒切爾夫人所提出“別無選擇” 。

右派的這一運動在大約15-20年的時間里非常成功——直到其動力漸失。在全世界范圍 內，轉向市場成為唯一的指導原則，這導致了經濟和社會在國家內部和國家之間的不斷兩極化。政治天平開始朝著不利于新自由主義者的方向傾斜。此次政治轉變有三個轉折點： 1994年（墨西哥）恰帕斯州的薩帕塔起義、1999年世界貿易組織西雅圖會議期間的示威和抗議活動、2001年在（巴西）阿雷格里港舉行的第一屆世界社會論壇。

在世界上最貧窮地區之一的恰帕斯州所爆發的起義含有兩個信息，這也是恰帕斯州事件引起我們深思之處。第一個信息是薩帕塔組織并沒有試圖篡奪墨西哥的國家政權，而是捍衛土著人的權利并要求獲得一定的自治權。第二個信息是薩帕塔組織與全世界（各種形式的）受壓迫群體取得聯系，并建立他們所謂的“星際間的”團結。

西雅圖事件的意義在于它顯示出了大規模游行示威在全球范圍內的潛在效果。（主要來自美國的）工會會員、環境保護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組成了一個似乎不大可能組成的聯盟，并成功地阻止了一次重要的政府間會議的舉行。世界貿易組織的這次會議原本是要制訂一些具有高約束力的關于知識產權的規則。這些規則不但在西雅圖沒有制訂出來，而且此后所有的嘗試也都以失敗而告終。

阿雷格里港事件的重要意義在于，不同社會運動所組成的一個世界性聯盟在水平主義原 則（horizontalist  principles）的基礎上成功地舉行了一次國際會議，且這一會議此后一直定期舉行。他們選擇世界社會論壇這個名字來表明對華盛頓共識的主要機構——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的反對。

關于這相互對立的兩極誰將會更加盛行的爭論構成了一場十分活躍的世界政治斗爭。 擺在這兩邊面前的問題不是資本主義體系應該如何改革，而是用什么取代這一體系。按照2011年出現的話來說，這是一個既關乎1%少數人，也關乎99%多數人的問題。

當然，并不是每個人都是如此理解的。的確，大多數人依然認為資本主義體系正在正常運轉。這并不是錯誤的。但是，在當前狀況下，繼續使用舊規則事實上加劇了這次結構性危機。對于那些清楚這一斗爭本質的爭論雙方而言，這一問題變成了采用什么戰略才能使他們能夠獲得最終的勝利。而關于這一問題，兩大陣營存在分歧。

誠如復雜性研究所主張，可以確定的是結果是根本無法預測的，但是擺在我們面前的選擇卻可以被粗略地勾勒出來。一種選擇是這樣一個體系，它能夠按照非資本主義方式重新塑 造當前體系的三大定義性特征——等級制度、剝削和兩極分化。另一種選擇是一種從未存在過的體系，這種體系相對民主和平等。我將這兩種可能的選擇稱為：“達沃斯精神”和“阿 雷格里港精神”。我們可以進一步探討兩大陣營內部關于最理想和最有效戰略的爭論。

“達沃斯精神”陣營內部是高度分化的。一群成員支持嚴厲鎮壓戰略，并正在毫不遲疑 地組織武裝執法者網絡以壓制反對派。 但是另一群成員并不相信鎮壓戰略的長期效果。他 們支持一種迪·蘭佩杜薩（di Lampedusa）戰略，這種戰略認為若想保持現狀便要做出改變。他們談論精英管理、綠色資本主義、更多的公平、多樣性以及對反叛者的更多包容，并因此試圖建立一個相對更加民主和公平的體系。

“阿雷格里港精神”陣營也同樣存在內部分歧?！八街髁x者”認為過渡戰略至關重要。他們希望最大限度地進行辯論，并尋求所有人關于如何建立他們所認為的“更好的世界”的相對共識。他們強調所謂的“文明危機”，并拒絕將增長視為首要目標。相反，他們更加青睞實現社會目標的理性均衡。

但是，這一陣營內部的另外一種聲音認為，不通過有組織的力量是無法贏得政治戰爭的，而有組織的力量的形成要求建立某種“垂直”組織。此外，這種聲音還強調在南方國家實現經濟增長的重要性，因為這為利益的再分配提供了必要的資金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