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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賡武:以史為鏡,文明無界
            2014-12-15 | 經濟觀察報 | 裴苒迪 燕舞 | 點擊數 

                   11月上旬,300余位來自世界各國的專家學者和各界領袖齊聚由北大參與主辦的第11屆“北京論壇”。11月7日,恰逢立冬,84歲的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主席、特級教授王賡武(Wang Gungwu)先生與199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美國芝加哥大學教授羅伯特·盧卡斯(Robert E. Lucas)以及伯克利加州大學校長杜寧凱(Nicholas B. Dirks)等頂尖學者,分別擔任論壇開幕式的主旨演講。

                    在題為《文明無國界:以史為鏡》(Borderless Civilizations: Lessons from History)的英文主旨演講中,王賡武先生指出,以提出“文明沖突論”的美國學者亨廷頓為代表的現代西方學界,將中華文明、伊斯蘭文明作為與西方文明同等距離的兩個對立面,這一觀點失之偏頗。在他看來,不同于西方文明與伊斯蘭文明,中華文明不僅沒有所謂的“一神信仰”,而且對儒家經典之外的諸子學說也相當重視;中國的信仰結構與知識體系具有開放、包容的特點,西方不應用一個范式去理解它。

                    其實,早在2004年首屆“北京論壇”期間,在以“多文化共存下的記憶與遺忘”為主題的歷史分論壇上,王先生就曾做報告《民族國家的歷史與局限》。十年前后,王先生的思慮與關懷可以說遙相呼應、一脈相承。

                    立冬次日,作為今年“北京大學大學堂頂尖學者講學計劃”(PekingUniversityGlobalFelowship,該計劃2012年啟動以來,陸續邀請過1998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普林斯頓大學教授崔琦和著名日裔美籍學者弗朗西斯·福山教授等國際知名教授或學科領域內的頂尖學者)所邀請的的國際學人,王賡武先生現身北大國際關系學院秋林報告廳,身著灰色西裝、銀色短發梳得一絲不茍的他,用流利漢語奉獻了一場精彩演講《南方境外——強進與退讓》。

                    祖籍河北正定的王先生從青少年時期輾轉于荷屬東印度(今印尼)泗水、南京、英屬馬來亞(今馬來西亞半島)等地生活與求學的經歷講起,將中國南方邊境上數百年來各方勢力的進進退退、盛衰興亡娓娓道來。

                    王賡武先生與海外華裔史學大家余英時先生、許倬云先生等齊名——而且三位同屬1930年生人,他被公認為當代“海外華人研究”(Overseas Chinese Studies/Studies of “Overseas Chinese”)的奠基人之一,是研究現代中國史、國族主義、華人移民的權威歷史學家,其代表性著述有《南海貿易:南中國海華人早期貿易史研究》、《1949年以來的中國和世界:獨立、現代性和革命的影響》和《中國與東南亞:神話、威脅和文化》、《1800年以來中國人與英國人的交錯:戰爭,貿易,科學與政務》、《移民及興起的中國》等。

                    1957年,王賡武以論文《五代時期北方中國的權力結構》(The Struc-ture of Power in North China dur-ing the Five Dynasties)于倫敦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同年起,先后任馬來亞大學歷史系講師、教授兼系主任、文學院院長——其間,年僅32歲時就成為費正清主編的論文集《中國的世界秩序》(The Chinese World Or-der,1968)中最年輕的作者,33歲即升任馬來亞大學教授;1968年開始,先后出任澳洲國立大學遠東歷史系主任與太平洋研究院院長。

                    在澳洲人文科學院院長、亞洲歷史學家國際協會主席、澳中理事會主席、香港演藝發展局主席和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南洋學報》主編等眾多管理者角色之外,王賡武先生的一個重要身份是作為教育管理者和教育家,他1986年至1995年擔任了近十年的香港大學校長(卸任前一年榮獲日本“福岡亞洲文化獎”)。

                    王賡武先生有著較深的香港情結,早在1980年,他就與人合編過《香港:發展的困境》;1997年香港回歸當年,他編過兩冊《香港史新編》,兩年后又與人合編了《回歸中國后的香港:轉型的挑戰》;2007年6月,又在香港《二十一世紀》雜志上刊發論文《走向新的現代性:香港回歸的歷史視角》(Towards New Moderni-ty:The Return of Hong Kong from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在王賡武先生訪問北京期間,我們專訪了他。

                    訪談

                    邊界與民族國家

                    問:在《文明無國界:以史為鏡》那場英文演講中,您首先提出了一個討論的大前提,即“文明”(civilization)一詞其實是一個比較晚近的概念,它誕生于17世紀的西歐地區。這讓我們聯想起您演講中所使用的另一個重要概念“邊界”(border),它其實也是很晚近的、隨著民族國家的興起才產生的概念。在我們研究歷史和文化問題時,“邊界”是否也是不容忽視的一個概念?作為一名歷史學家,您怎么看待“邊界”這個概念?

                    王賡武:“邊界”(border)的確也是一個晚近的、從西歐歷史里演變而來的概念。這個概念如果是為了大家方便使用,指這是你的、那是我的,就不成問題;但如果變成了一條嚴格的“線”,意味著你走過來我就可以抓你或開槍,那就很危險了。

                    “國界”就是這樣,已經成了一種非常嚴格的東西。西歐原本沒有嚴格的“國界”概念,是在17世紀之后,宗教戰爭打得很厲害,為了解決宗教教派之間的矛盾,才產生了比較嚴格的“國界”概念。

                    “民族國家”的概念也是晚近產生的,即要有相同的語言、相同的宗教、相同的歷史,才成為一個民族國家。這個定義一出現,就把之前所有的“帝國”都打倒了。以前沒有現在說的法國、西班牙等這些民族國家,以前都是帝國。“國界”的出現、“民族國家”的誕生,也影響到整個政治體制的概念,“民族國家”跟帝國是矛盾的。

                    問:“邊界”和“民族國家”這些概念,是否可以為我們理解當下國際上的一些爭議和紛爭帶來某些啟發?比如,非洲地區的很多邊界都是按照經緯線劃分的,這樣雖然便于在地圖上進行標注,卻沒有考慮到當地居民的實際生活,造成很多悲劇。

                    王賡武:對,今天很多問題的產生都跟這些概念有關。比如南斯拉夫這些區域就很慘,各種勢力都在分,而且越分越小,就是在拿這個“民族國家”的定義來辨別,看誰有定“國界”的資格。

                    “主權”這個概念也是新的,尤其是在亞洲。是在西歐的殖民帝國解散以后,新興民族國家成立了,于是才都拿“主權”、“國界”這些概念來用。亞洲現在的一些邊界,其實是當年西方人定的,西方各國把他們的殖民地分得很清楚。

                    非洲現在亂,也是這樣。有的“邊界”就是一條直線,完全是人造的,根本沒道理,就那樣生生把一個民族、一家人分成兩半。但是,大家都不敢動,誰動就會帶來好多麻煩。

                    當然,如果大家都能和平地接受現有的界限,那也可以,非洲現在就在用這種方法。他們在亞的斯亞貝巴(AddisAbeba,東部非洲國家埃塞俄比亞的首都,也是非洲聯盟及其前身“非洲統一組織”的總部所在地——采訪者注)開過一個會,說帝國主義遺留下來的一些問題很不容易解決,如果硬要去爭,就要不停地內戰,于是大家共同決定,接受現在所有的界線,盡量想辦法在既定界線內去建設各自的民族國家,各自發展。

                    但是,這樣依然有很多問題,整個西非互相之間殘殺得很厲害,好幾個國家都是如此?,F在又牽涉到宗教問題,比如基督教和回教之間的斗爭,慘得不得了。東非地區還稍微好一點。

                    問:具體到亞洲,尤其是在東南亞地區,其實也有很多邊界是當初被殖民者所劃定的。您又怎么看待亞洲這方面的現狀?

                    王賡武:亞洲現在也面臨很多問題,要盡量想辦法解決,每個民族國家都要盡量把邊界先定下來。比如中國,現在所有的邊界幾乎都定下來了,就差跟印度的邊界問題還沒最終解決。

                    當然,東南亞還有另一個問題,就是海上邊界的問題。在大陸上,畫條線大家都看得到,比較簡單。但(邊界問題在)海上怎么解決,這是大問題,而且是以前從來沒有出現過的。之前航海是自由的,民族國家產生以后,海上、沿海、海底的這些資源(被各個相關國家認為)也是自己的,對于界限在海上怎么劃,就出現了各種不同的意見。

                    當然,如果大家講理的話,海上邊界的問題應該是可以解決的。比如在馬六甲海峽,馬來西亞跟印尼之間的這條線不是現在劃的,是當時兩個帝國主義國家劃的,是英國跟荷蘭之間為了避免矛盾,于1824年在倫敦簽了一個《英荷條約》(亦稱《倫敦條約》,新加坡有譯為《盎格魯—荷蘭條約》的,此條約大體上影響了后來馬來西亞與印尼兩國領土的范圍,也決定了新加坡往后的命運——采訪者注)而劃的。據我所知,這是頭一次真正的兩方談好,劃一條線,而且它一直維持到現在——馬來西亞建國,印尼建國,都維持這條線不動。因為兩邊都有陸地,中間劃一條線,還比較容易解決領土爭端。但如果兩邊沒有陸地,或者一邊有陸地一邊沒有,怎么辦?南中國海問題就面臨這樣的局勢。

                    問:雖然今天我們已經不可能復制民族國家之前時期的情形,但在如何看待并解決南海問題上,我們是不是依然能從歷史中獲得一些啟發?

                    王賡武:南海問題一方面跟“邊界”概念的出現有關,另一方面也跟今天中國崛起,東南亞各國隨之都要考慮如何跟中國建立新的關系有關。幾千年來,中國都是亞洲唯一的大強國,但是從18世紀末直到“二戰”后,中國成為一個衰弱的國家。在那個時期,不管是歐美還是東南亞的國家,都已經習慣了中國的衰弱。但現在中國迅速崛起,跟東南亞的關系就變得格外重要。

                    中國這30余年的經濟發展與崛起,和全球化有很大的關系。從前沒有所謂全球化的經濟,中國是個自給自足的國家,沒有什么外貿。而中國最近30余年的發展,主要靠外貿、出口,除了市場之外,很多資源也要從外國運來,比如石油就基本靠海運。所以,海洋和全球貿易分不開。因此中國就不得不考慮海洋的問題,過去對中國可有可無的海洋問題,現在就變得十分重要。

                    中國有三分之二的邊界是大陸,三分之一沿海。在如今全球化的經濟中,海運很重要,自己的海洋要保護好,變得日益困難。東海的問題比較簡單,基本上只涉及中國和日本的關系,而南中國海就比較復雜,牽扯到跟東南亞國家的許多問題。

                    首先,東南亞地區本身的性質完全變了。從前是各個不同的國家、不同的政權、不同的宗教,幾乎一切都不同,而且完全不合作、不來往,尤其是政治上沒什么特別的來往,沒有形成一個集團去對抗外來的勢力。但是,現在不同了。東南亞十個新興國家中,有兩三個是相當強大的,印尼和越南都有相當的勢力,泰國也不是個小國,緬甸難說一點。

                    這十個東南亞國家對中國的看法也跟以前完全不同了?,F在有一種新的契約感,建立了東盟,這個背景很有趣——最初的東盟是由5個反共國家建立的,而現在的東盟是要建立一個共同契約——在這個復雜的、日益全球化的經濟體系里,每個小國是無法單獨生存的,他們要在某些方面形成共同的聲音才能生存。這種情況下,中國如何跟他們建立新的關系,是很重要的問題。

                    2002年,時任總理朱镕基倡導并簽署了《中國與東盟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決定到2010年建成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這一政策和雙方特殊關系的建立非常有效,影響很大,但也引起了一些外國勢力的注意,因此他們采取了一些方法,以圖限制中國和東盟的特別關系。所以,中國與東盟的關系現在越來越復雜。

                    南中國海其實只是一個借口,本身并不是什么嚴重的問題,因為有主權問題的爭論,于是就有了這個借口,外界可以用這個來影響中國和東盟的關系。

                    問:最近四五年,東南亞地區的發展還處于一個重要背景之下,即美國高調重返亞洲。就您的觀察和判斷,東盟或者說東南亞國家整體上更偏向美國還是中國?對此,中國又該如何積極應對?

                    王賡武:就我所了解的,東南亞國家既不是要親美,也不是要親中國,他們希望東盟是完全獨立的,跟相關國家一樣的友好,從而得到最大的益處。在未來的世界格局中,東盟會成為很重要的角色,主要原因就是它在印度洋和太平洋之間,位于中國、日本之南,澳大利亞、美國之西,處于這樣一個中間位置,可能獲取的好處會很多。所以,東盟的成員國基本上希望能有一個獨立、統一的東盟

                    (根據2003年10月在印尼巴厘島舉行的第九屆東盟首腦會議發表的《東盟協調一致第二宣言》——亦稱 《第二巴厘宣言》,東盟將于2020年建成東盟共同體;2007年11月20日,東盟領導人在新加坡簽署 《東盟憲章》并于次年12月15日正式生效——采訪者注),能有一致的對外政策,以應對臨近的所有勢力。

                    但是,現在東盟想統一,并不簡單,就是因為南海問題。怎樣應對南中國海的問題,會影響東盟的前途。其實,解決這個問題也不難,如果能盡量避免在南中國海有任何沖突、糾紛,東盟就會無形中解決它內部的矛盾,成為一個比較統一、獨立的力量。但如果解決不好問題,使南中國海不安寧,東盟自己內部就很容易分裂。

                    現在,東盟內部就有不同意見,比如菲律賓太依賴美國,很多東盟國家不太贊同它的政策;中越關系非常微妙,越南要成為真正的東盟國家,不能跟中國有過于特殊的關系;緬甸本來跟中國很友好,而且相當獨立,但現在各種勢力又想借緬甸來干涉東南亞局勢。

                    總之,就我所了解的所有東南亞國家的領導人,都同意一點——即無論如何,東盟的前途在于統一,在于大家能有一種共同的對外政策。其實,從中國的觀點來看,統一的東盟不是壞事,是好事。

                    史書與諸子之學的并重

                    問:在《文明無國界:以史為鏡》的演講中,您也談到,中國文化的一大特點是以“經史結合”為核心。但是,西方的學術譜系中其實也有“經”的傳統,比如《圣經》,與此同時他們也有自己的史學。兩相比較,中國的經史傳統與西方的主要有哪些區別?

            王賡武:我的出發點是這樣的,中國對“經”的概念是實用的,這跟西方的《圣經》不同,后者是上帝賜予的,是超越性的,是你一定要服從的一套東西。這樣的“經”,中國是沒有的。在中國,“經”的概念是很晚才產生的,唐代以后才慢慢定下來。此前,儒家、法家等不同流派各有不同的說法,相互之間有爭論,但沒有一個統一的“經”。

                    中國的“經”是怎么產生的呢?是后來佛家、儒家、道家相爭的時候,佛家有了佛經,道家有道經,儒家也說,我們也有經啊。于是,原有的一套主張就漸漸地演變成一套經,成了大家的共識。

                    唐代以后,皇帝也認為這套東西還比較可靠,可以靠它來治國平天下,所以就利用儒家學說來治國,連考試制度都以儒家學說為主。到了宋朝以后,“理學”的概念就建立起來了,它把所有其他的流派如佛家、道家的好的因素都吸收進來,把儒家的學說和主張重新再解釋一遍,于是形成新的理學。雖然元朝時沒人說這些了,但明朝又把它拿出來,朱熹對四書五經的注解變成正統,說這才是真正的“經”。

                    中國的“經”是后來形成的,而且一定下來之后,經、史、子、集的次序也就定下來了,經第一、史第二。這是一個時代的問題,是明清時形成的,明以前沒有定下來,清以后基本上就沒有了,這些你不要看得那么嚴格。

                    中國的傳統到底來自什么地方?一方面有思想的背景,另一方面有實踐的記錄。這個記錄就是“史”。它不一定是我們現在所謂的歷史,“史”是所有的記錄。清代史學家、文學家章學誠(1738~1801)先生講“六經皆史”,這很有道理。他是問六經從哪里而來。其實,六經就是談怎樣治國、平天下,都是從實踐的經驗來的。各類經書,包括《詩經》、《尚書》、《禮記》、《春秋》以及儒家學派對《易經》的點評,都是對中國早期歷史的記錄。它們已經被使用了很多次,人們認為很靈,所以歷史的經驗就變成“經”了。只是那些非常順從儒家思想的人,認為“經”是孔子的話,于是就把它神化了,認為要特別地尊敬;而“史”只是一些關于實踐的問題而已,他們不愿意把“史”看得那么重要。這個分別,其實是宋朝才開始有的。

                    最近這些年,我注意到中國有很多人開始注意章學誠先生的學說,也有很多人開始認為,不能把六經當成一種神圣的東西——它確實是中國傳統里主要的一部分,但中國歷史上也有“子”、有“史”、有“集”,這是一整套東西,“經”只是其中一部分而已,并不是高高在上的。所以,“經”跟“史”不能分得太嚴格,它們基本上是一套東西。

                    問:中國文化中的經史傳統確實頗為獨特,這套以經史為核心的傳統學術和文化在當代的生命力又如何呢?當下的中國文化的發展,能從這套傳統文化里吸取什么樣的資源?

                    王賡武:今天,中國的思想家確實面臨著一個兩難困境,即是否應該改用其他具有全球性價值的經書來取代舊的經書。如果中國希望成為一個具有偉大文明的現代化國家,是否應該干脆淘汰舊經。畢竟,隨著中國的發展,人們很難相信傳統的“經”還能適用于現代社會。

                    中國人向來重“經”、“史”,卻輕“諸子之學”,但現在中國人已經認識到,這是導致文化劣勢的主要原因。西方使用科學即中國人的“諸子之學”,來加強對人類和社會的研究,這給了中國人深刻的啟示,現代文明的方法論可以是沒有國界的。

                    當然,西方將社會科學與人文區分開來,對兩者而言都是不小的損失?,F在,有些中國學者正在研究如何利用中國的知識傳統,將這兩者統一起來。中國是非常強調秩序和國家治理的,所以史書是中華文明保持其獨特性的核心要素。以現代一些的觀點來看,史書與諸子之學的并重,就好比人文與社會科學的統一??傊?,中國人已經意識到,更新“諸子之學”有助于創造繁榮,而研習史書則有助于保護文明。

                    如果用今天的話講,我想用簡單的幾句話來概括——舊經不全,新經未成,子可開發,國有史集。也就是說,科學、技術都可以去學習去開發,而史和集,是國有的,是最基本的要素。這是我的一個基本看法。

                    (訪談經王賡武先生本人審定,“北京論壇”秘書處、北大國際合作部以及劉宏教授、唐世平教授等對本文亦有貢獻,謹致謝忱?。?/p>

            作者:裴苒迪 燕舞

            文章來源:經濟觀察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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